“再見了親們，從2019年1月起我將不再做代購生意。祝大家未來一切安好。”12月20日，資深代購馬青(化名)在自己的客戶群里宣布了這個決定，“沒辦法，今后代購市場監管越來越嚴，賺不到什么錢了。”

2018年8月31日，我國電商領域首部綜合性法律《電子商務法》(下稱電商法)獲得通過，將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新京報記者了解到，電商法中明確規定“通過互聯網等信息網絡從事銷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經營活動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包括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平臺內經營者以及通過自建網站、其他網絡服務銷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電子商務經營者”均為電商經營者，必須依法辦理市場主體登記。

“現在還是以觀望行情為主。一切都得等到明年1月1日正式實施起才見分曉。”12月23日，在澳洲做代購生意的王穎(化名)說，“行業肯定會面臨一次洗牌，也越發不好做了。”

監管風聲趨嚴，將給代購者們帶來什么影響?他們有怎樣的打算?

女孩們將采購回來的日本“戰利品”擺滿酒店房間。 資料圖片/視覺中國

政策倒計時

囤貨、發貨、清關VS有空打游戲了

12月19日，王穎(化名)將30多罐奶粉裝進后備廂，開車前往離家2公里的快遞公司。將這些貨發完后，她計劃好好休息段時間。“圣誕節和新年快到了，澳洲的快遞要1月后再營業，終于可以輕松點了。”

28歲的王穎在澳洲做了4年時間的代購。如今她手中有兩三百個固定客戶。“大部分都是年輕媽媽。代購的也都是奶粉、保健品等。”王穎告訴記者，“和歐洲不同，澳洲很少有奢侈品代購。畢竟不是生產國，價格和國內相差無幾。”

最近一段時間，她特別忙碌，手機里不斷傳來客戶下單、催單，以及臨時加單的短信。每天早上9點不到，她就得開車輾轉于各個藥房和商店進行采購，下午再將貨拉到快遞公司，按著訂單逐一發貨。

早在幾個月前，澳洲的代購們就特別忙碌。“電商法快實施了，國內客戶都開始瘋狂囤貨。”王穎說。

今年8月底通過的《電子商務法》將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這讓海外代購從業者人人自危。

王穎在意的是，據國內知曉電商法的朋友透露，國內市場或許將對奶粉保健品做出明確規定，如果沒有中文標簽，或者不是國家認監委認證工廠生產的奶粉保健品，一律不得銷售。“這很可能斷了澳洲代購者們的出路。”王穎說，當她將這一消息發布在微信群后，客戶開始瘋狂下單，“大家都擔心以后貨不好收到，現在在提前囤貨吧。”

當王穎來到快遞公司時，32歲的劉偉(化名)正忙著安排人員將堆滿庫房的貨物全部打包裝車。看見王穎的到來，劉偉隔著老遠就問：“貨多嗎?多了裝不下了。”在得知王穎需要打包三四個包裹后，劉偉算了算貨物體積，“趕緊填單子吧。趁最后期限到來之際，能發走就發走。”

2016年，劉偉在澳洲開了一家快遞公司，幫助當地代購將貨發回中國。如今他卻憂心忡忡，他擔心的是，如果代購受電商法影響減少，自己未來同樣也會受到波及。

12月21日下午，40歲的韓林(化名)站在位于香港旺角的辦公室內，有條不紊地將才從奢侈品店買回來的化妝品、手表等包裝撕開。一旁的“水客”頭子正在做著準備，他們計劃最近幾天將這些貨品帶往國內市場。

韓林抹了把額頭的汗水，半小時前他接到一位合作多年的清關公司負責人打來的電話，對方說他的貨可能出了點問題。

作為一名從事代購10年的“老江湖”，韓林清楚這是什么意思。海關認為郵件內物品超出限額，希望他去補稅。這不是他最近這段時間里第一次去海關，兩周前他才因同樣的原因被海關叫去，最后不得不將3萬多元的稅款補齊后才將貨物取走。這讓他幾乎沒賺到什么錢。

當天晚上，一河之隔的深圳。曾經每天都會出沒于香港和深圳之間，忙碌于帶貨過關的趙丹(化名)，難得主動邀約朋友玩起游戲來。他已經在考慮轉行了，“海關查得越來越嚴了，誰也不知道明年會是什么情況。”

電商法實施后，以往奔波于邊境的代購們將受到更大影響。圖為2016年2月29日，在日本大阪市心齋橋購物街，代購族將買好的商品裝入行李箱，再轉戰下一個免稅店。 圖/視覺中國

小代購者的選擇

一年賺十幾萬，和上班差不多，考慮轉行

王穎并不清楚海外代購究竟是從何時興起，但她清晰地記得，自己2014年第一次到澳洲時，身邊幾乎所有朋友都在做著代購生意。

“門檻很低，只要你在國外，就可以入行。”12月21日，王穎向記者回憶。到澳洲的第二周，她就開始在朋友圈發出代購廣告。

商務部此前公布的數據顯示，2005年至2014年，中國境外消費年平均增長率為25.2%，是同期國內社會消費總額增速的2倍。部分國內外商品在品類上的質量差距，以及進口商品的國內外差價，促成海外代購的出現和壯大。

王穎所接的訂單，大部分都是以奶粉為主。由于品質和價格等優勢，澳洲奶粉一直是代購市場的熱門商品。以澳洲一款熱門奶粉為例，其在國內商場售價為490元人民幣，而在澳洲當地售價換算成人民幣僅為220元。國內不少年輕媽媽們更偏向通過代購購買。

但代購奶粉并不輕松。客戶為了確保不斷貨，每次下單數量都在8-10罐。但澳洲銷售奶粉的藥房只允許每人購買2罐，如果要買齊客戶所要求的數量，王穎需要跑四五家藥房。

王穎算了算成本，將奶粉代購價定在270元，“每罐賺50元，掙20%的差價。”她曾經一度計劃將價格提上去，但在同行處轉了一圈后，打消了這個念頭：“為搶市場，很多人只賺二三十元，要是漲價的話，估計沒人買了。”

每天起早貪黑地搶購奶粉，讓她一年內賺到了13萬元。這和在澳洲當地找份普通工作的收入差別不大，但王穎看重的是代購時間更自由。更重要的是，在沒找到合適工作前，這筆收入能確保自己在澳洲當地生活下去。

時間自由吸引了越來越多代購的加入，21歲的胡天(化名)正是其中之一。

2018年初來到澳洲一所大學讀書的胡天，曾計劃利用課余時間打工掙零用錢。結果一打聽，身邊同學沒人打工，都在忙著做代購生意。

胡天算了筆賬：澳洲允許留學生每周打工20個小時，而在當地華人餐廳或者快遞店打工的薪酬通常為每小時55元。“看似每周薪酬有1000多元，一年能賺到五六萬元人民幣，但由于學業壓力較大，復習考試的時間也長，很少能確保每周能工作這么長時間。每年最多賺到二三萬元人民幣。”

“代購比較簡單，每天往朋友圈里發圖就是了，接到訂單后再抽時間去買。”胡天曾加入當地一個學生代購群中，群中每天都有上百條代購信息，誰有時間誰就接單。“所有人都希望通過代購掙點零花錢，讓自己過得舒適點。”

但讓他措手不及的是，2018年8月，一條突如其來的政策消息，讓他還沒來得及通過代購掙到多少錢，就被潑了一盆涼水。這幾乎斷了王穎和胡天的代購出路。“本來現在代購行業競爭激烈，利潤越發少了。如果還要加上稅的話，根本賺不到什么錢。”王穎表示，“實在不行就轉行吧。”

大代購的焦慮

不敢輕易發貨了，“風聲緊，低調點”

韓林的手機一陣震動，一位國內代理商向他發來幾張Prada當季熱品的圖片：“這顏色訂一個。”

思索良久后，韓林決定不做這筆生意，“沒貨了，暫時緩緩。”同時他不忘叮囑對方：“最近風聲緊，低調點。”

“能不低調嗎，現在不管是從香港還是歐洲發往國內的貨都基本處于被攔截狀態。”12月22日，韓林告訴記者。這是他從事代購10年來，第一次對未來感到如此不安。

2008年，韓林投資60萬，和兩個代購行業“圈內”朋友在香港合伙開起一家專營奢侈品代購的商貿公司。三人分工明確。一位合伙人常駐歐洲，拉攏奢侈品門店導購，組織數十位留學生當買手，隨時搶購熱門商品。另一位對海關熟悉的合伙人負責運貨回國。韓林則在微信、論壇、QQ上推廣銷售、發展國內代理。

那段時間里，Prada，LV等眾多奢侈品在韓林的運作下，源源不斷地從歐洲流向香港、內地等市場。他也從中獲得不菲回報，“一年能賺到一兩百萬吧，每個月至少是10多萬的收入。”

為了迅速擴大渠道，韓林特意在國內招募了20多位代理商。每天他都會將最新款的奢侈品圖片發給對方，由代理負責在朋友圈宣傳推廣，一旦有客戶訂貨的話，則由韓林直接發貨。

“歐洲奢侈品價格基本上是國內價格的7折，有時候遇到打折季會更加便宜，而我們往往是8折的價格提供給代理。”韓林介紹稱，“這行業就像金字塔般，代理也會找自己的下線。下線越多意味著走貨越快，賺得也就越多。”

2018年8月，電商法即將出臺的消息傳出。原本并不在意的韓林發現，不少自己下線的代理逐漸消失。更讓他惱火的是，以往原本順暢的運輸渠道，如今也變得格外艱難起來。

韓林介紹，“以前發貨通常是使用快遞直郵，速度快且安全。”然而最近這段時間里，快遞公司對貨物檢查尤其嚴格，稍微超額就會拒收。這讓韓林頗為無奈，“不管是歐洲直郵，還是香港發貨，包裹在國內海關都面臨大概率攔截，不敢輕易發貨了。”

近段時間里，韓林每天都會安撫旗下代理商和客戶“耐心等待”。為了將貨送回大陸市場，他決定重啟最初由水客帶貨的老方法，先將手中的一批化妝品運送到內地市場。“算是政策實施前的一次試水吧。如果被海關查到，大不了繳納稅款。”

但他的老搭檔趙丹(化名)卻拒絕了韓林的要求。“離電商法正式實施就幾天時間，海關也加大了檢查力度，現在去完全是自投羅網。”12月23日，趙丹向記者坦言，“最近隨時都聽聞各地海關嚴查的消息，沒人敢貿然去嘗試。”

讓代購們害怕的是，人肉背貨一旦被查，不僅貨品容易被海關罰沒，更可能面臨牢獄之災。2014年3月，北京市高院對離職空姐代購案終審宣判，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空姐李曉航獲刑三年。該案一審以走私普通貨物罪判處前空姐李曉航有期徒刑11年，二審發回重審，后改判3年。

“風險太大了，現在先緩緩，今后再說吧。”趙丹如是說。

快遞公司受波及

為留住老客戶不得不降價，未來成本或翻倍增加

12月20日，發完最后一箱貨的劉偉，坐在空蕩蕩的庫房前，抽著煙。

幾分鐘前，他剛結束了和國內長期合作的清關公司的溝通。他希望對方能在1月1日后，仍能以雙方當前的價格繼續合作。但對方委婉地表示，如果貨量明顯減少的話，會重新考慮彼此的合作價格。

“代購如果減少的話，對海外快遞行業也會造成很大影響。”劉偉無奈地向記者表示，“貨量的減少，無法在運輸以及清關公司手上拿到更低的價格，快遞成本自然隨之提升。”

2016年，劉偉在澳洲開設了快遞公司，幫助當地代購將貨發回中國。由于收費便宜，加上清關快捷，他的公司很快成為當地代購們最愛合作的快遞公司。記者了解到，通常快遞公司在接到當地代購準備寄發的貨物，通過當地貨代在澳洲海關通關后發往國內海關，再由所合作的清關公司對商品進行清點，并把相應資料遞交給國內海關，海關再按著資料清點檢查后放行。

“過程并不復雜，但需要打點好每一環節的關系。”劉偉解釋稱，“更重要的是你的貨要達到一定量，對方才愿意給你最低的價格。”劉偉算了筆賬：公司快遞費用為每公斤50元，每超過一公斤則按照每0.1公斤收取5元的額外費用。如果按照每次發貨量為2噸計算的話，那么每次能收取10萬元費用。而每次所需要支付給當地貨代的費用為2萬元，國內清單公司的費用則為每公斤12.5元，2噸則為2.5萬元。“基本上每走一趟2噸的貨物，利潤能賺到5萬元。”

但這并非劉偉最終到手的純收入。為了方便囤貨，他在澳洲當地租賃了一個約為700平方米的倉庫，每月租金需要支付2.8萬元，加上物管、水電等費用，以及2萬-3萬元的人力成本，每個月固定支出近6萬元。這意味著，他每個月必須發二三趟貨，才能從中獲利。

“現在華人快遞公司越來越多，服務都差不多的情況下，我們通常會選擇最便宜的一家進行合作。”12月23日，王穎向記者表示，“畢竟代購就是個賺差價的行業，沒辦法接受太高的快遞費用。”

為了留住老客戶，劉偉不斷降低價格，“基本老客戶就是40元一公斤，而如果每周都會寄上百罐奶粉的大客戶，價格可能會減少到30多元。”

最近讓他擔心的是，隨著電商法的實施，澳洲當地眾多小代購陷入對未來的恐慌，以及是否轉行的擔憂中。而一旦代購減少，自己發貨量必然也會減少。

“這就是個金字塔階梯式的價格差別。”劉偉向記者表示，只有貨量越大，才能在貨代以及清關公司手中，拿到最低廉的合作價格。如果一旦長期出現貨量減少的情況，未來合作價格肯定會翻倍增長，“到時候要么自己少賺，要么只能增加在代購郵費上。”

代購們的未來

行業趨于正規化，堅守or退出?

電商法實施后，或許中小代購很難生存下去。

“電商法的實施，對C2C模式的個體代購影響最大。”12月23日，王穎向記者表示，“個人代購將迎來洗牌的局面，明年或許將減少近50%的從業者。”

幾天前，王穎在客戶群中宣布，自己很可能會在電商法實施后退出代購圈。卻收到眾多客戶挽留。“大家都希望我繼續做下去。”王穎說，“但沒辦法，再做下去不但利潤越發微薄，更可能隨時被查。”

“一直以來，海外代購成本低，國內需求量大，催生了一大批海外代購從業者。對于走量較少的代購，本來利潤就不多。一旦開始交稅，其生存空間自然就變小了。”12月24日，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分析稱，“《電商法》實施前，代購的利潤點在于免交關稅、消費稅等，也是和以往的執法依據不夠明確、執法程度不夠到位有關。但《電商法》明確規定代購辦理主體登記及納稅問題，成本自然就上去了，價格也會相應地上調，其優勢也會減少。”

但曹磊同樣認為，《電商法》并不意味著代購被判了死刑。電商法并沒有禁止個人代購。政策的出臺能淘汰掉行業內不正規的“小代購”，有利于市場的良性發展。

“一旦將走私、水貨，以及避稅的非法代購都打掉的話，市場就是陽光的了。”12月24日，國內知名跨境電商平臺波羅蜜聯合創始人許勝向記者表示。

2015年7月，主打日韓商品銷售的波羅蜜平臺創立。“我們在這3年時間的發展中，曾多次遭遇市場中所涌現的水貨、避稅商家的價格沖擊。”許勝說，代購市場中屢屢發生的假貨、低價等亂象對行業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讓他極其不滿。

“電商法之前，很多是個人店鋪，很難監管和普查。電商法出臺之后，明確從業的必須是法定代表人，降低了違法運作的隱蔽性，增加了違法成本。”許勝向記者表示，“更重要的是，給合法商家提供了更公平公開的競爭環境，以及給消費者帶來更安全和可信的市場和商品。”

“如果真要收稅，那就選擇不做了。每個月大不了還是去找份工作，或者給一些跨境平臺做買手。”胡天說，如今他身邊的同學都開始逐漸退出代購圈，之前所加的微信群，人數也從100多人減少到70多人。“有時間的話，幫朋友或者老客戶買點東西就是，就當義務幫忙吧。”

“很多朋友都決定轉型。”12月24日，在日本工作的張思(化名)稱，在日本已生活3年時間的她，此前在工作之余一直做著藥妝代購。

此次電商法出臺后，張思曾在網上查閱了各種政策解讀和分析。在她看來自己入行只是為了賺點零花錢，如果代購法實施起來的話，自己只能選擇轉行。“不可能為了代購特意去注冊公司。”張思說。

張思稱，此前自己身邊有30多個華人朋友在做代購，如今有10多個已經決定不再從事代購生意，剩下的人則處于觀望階段，“到時候還是看政策實施情況，寬松的話看能不能繼續‘鋌而走險’，實在不行的話就轉行吧。”

韓林也開始計劃將主要市場搬離國內，“之前有不少香港本地，以及韓國等地的客人。如果國內市場越發嚴格的話，先看能不能轉移到這些市場當中。”

決定“堅守”的還有威爾士人理查德，他曾在中國工作過一段時間，自2016年回到威爾士后，就一直在經營自己的代購生意，如今已有300多個固定客戶，每年能通過代購賺到20多萬元。

“我該怎么辦?”理查德如今正托國內朋友四處打探消息，“不知道未來，一切都看2019年的情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