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曾被“黑救護車”團伙壟斷轉運業務的哈醫大一院。

“黑救護車”內配置了心電監護儀等診療設備。

“黑救護車”團伙向患者及家屬發放的廣告卡片。

被警方扣押的黑救護車。記者 李英強

在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內，一個專門提供院后轉運業務的“黑救護車”團伙悄然運轉了10年。

從重癥監護室開始，患者和家屬就被團伙內攬生意的成員盯上了。他們會發送廣告小卡片，留下“黑救護車”的聯系方式，還會收集患者的出院信息，隨時向團伙內的排班、調度人員通報。而團伙外的正規救護車，都被他們的打手、與他們勾結的醫院保安擋在了醫院的大門外。

從該團伙的賬冊來看，僅半年，一輛“黑救護車”就賺了47萬元。

5月1日，哈爾濱市公安局南崗區分局打掉了這個“黑救護車”團伙，23名犯罪嫌疑人被刑拘。但這樣的團伙在哈爾濱不止一個，僅一個半月之后，南崗區分局又在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附近打掉了另一個類似團伙。

對此，哈爾濱市衛健委醫政醫管處處長閆松表示，上述“黑救護車”團伙的出現，與該市院后轉運系統運力不足有關。一般來說，各地的120急救中心會把更多的力量集中在院前急救方面，對院后轉運的投入相對不足。

“在院后轉運這個領域，現在國內還沒有專門的規范性文件，屬于法律法規的空白地帶。”閆松認為，這在無形中為“黑救護車”提供了生存、滋長的空間。

個案牽出黑救護車團伙

陪老伴到哈爾濱看病的黑龍江訥河人趙洪軍，從沒想過老伴會死在院后轉運的救護車上。

那是2018年5月底，趙洪軍的老伴在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下稱“哈醫大一院”)的重癥監護室內病危，趙洪軍等家屬決定放棄治療。按照當地風俗，快要離世的人最好能夠回家，與親人們見上最后一面。

訥河距離哈爾濱400余公里，老伴要想回家，必須找一輛能拉重癥病人的救護車。早在陪妻子住院時，趙洪軍就收到過許多“救護車轉運服務”的小廣告卡片，正面寫著“哈爾濱康順救護服務中心，全國各地病人護送”和聯系手機號，背面載明可接送長途、短途患者出院轉院，吸痰機、氧氣、擔架、呼吸囊、呼吸機等急救設施齊全，需要的話，還能增加醫護人員特護。

趙洪軍撥打了卡片上的電話，被告知送人到訥河需要5000元，如果病人在車上離世，還得再加5000元。他覺得太貴，從老家訥河找了一輛救護車，談妥價格4000元。

第二天，老伴被人用擔架從重癥監護室轉到了從訥河開來的救護車上，趙洪軍和兩名家人陪著。就在救護車即將駛出哈醫大一院大門時，醫院保安把車子攔下了。

趙洪軍曾向警方回憶，當時，十余名社會人員圍上來起哄，還有人警告救護車，“以后別來這地盤，別跟我們搶飯碗”，哈醫大一院的保安也隔著鐵門幫腔。看到這樣的場面，一名家屬情緒激動，從救護車上下來，爬過伸縮鐵門與保安發生了肢體沖突。就在這時，趙洪軍的老伴不幸在車上過世了。

專案組民警陳超告訴新京報記者，事件發生后，趙洪軍等家屬報了警，說出院時遭到保安和社會人員攔截。警方到場時，阻攔救護車的閑散人員已經一哄而散，一名涉事保安因阻止特種車輛通行被行政拘留。家屬們則堵在醫院門口要說法，“他們認為，患者死在救護車上，與耽誤行程有關。”陳超說。

警方調查發現，保安、社會人員阻攔救護車是因為家屬事先撥打過小廣告上的轉運電話，卻因為沒談攏價格，又從外面找了救護車。警方由此分析，哈醫大一院的患者轉運市場極有可能被小廣告上的團伙壟斷。

為此，郵政街派出所調取了該院10年來的報警記錄，篩查出5起外地救護車被打砸、扎胎等案件線索。報警記錄顯示，這些案件多是外地救護車來接患者時遭遇威脅、引發沖突，但被害人并無驗傷證明，結案情況均為警方當場調解后各自離開。

陳超說，將上述多起案件綜合研判后，警方認為該團伙存在壟斷經營的特征，并展開偵查。

2019年5月1日，哈爾濱市公安局南崗區分局一舉端掉了這個盤踞在哈醫大一院的黑救護車團伙，張小濱、于忠利、遲鳳鳴等2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強迫交易罪被刑事拘留。

最多時，曾有20輛“黑救護車”

據陳超介紹，該團伙的首要成員是張小濱，綽號“老三”。

2008年，張小濱從黑龍江省佳木斯市的一家農場來到哈醫大一院附近，最初做些賣盒飯、礦泉水之類的小本生意，后來又在重癥監護室幫人“干白事”，為逝者擦洗身體、穿壽衣。

醫院內一名與張小濱熟識的職工介紹，張小濱雖然只有小學文化，但腦子靈光。雜七雜八的事情做了一年后，他發現重癥監護室的很多患者需要從醫院到家的轉運服務，于是購買了一輛面包車，做起了院后轉運的生意。

彼時，哈醫大一院附近已有不少車輛從事類似運營活動，開的多是私家面包車。只要把車內后排座椅拆除，放上一張擔架床，車身噴個紅十字標志，私家車就成了“救護車”。趕上路途遠的患者，轉運一趟能掙不少錢。

陳超說，張小濱剛入行時，因為與同行搶生意打過幾次架，之后漸漸站穩了腳跟。

據醫院殯葬服務部的一名職工介紹，張小濱逐漸將盤踞在哈醫大一院附近的院后轉運車籠絡到自己麾下，從各個車輛的轉運費中抽成。比如有呼吸機的車輛，每公里運價12元錢，車主得9元，張小濱抽3元;有擔架床的車輛每公里運價8元，車主得6元，張抽2元;僅在哈爾濱市區范圍內轉送病人的車輛每公里收費6元，張抽1元。

此外，張小濱每年還會向車主收取2000元至2500元不等的費用。團伙成員宿誠告訴新京報記者，張稱這些錢是過節時給醫院送禮，但究竟是否真送，車主們并不知道。

“最多的時候，這個團伙有20輛黑救護車，8輛有呼吸機，16輛有擔架床，可以跑長途。到今年5月時，我們扣押的涉案車輛一共13輛，多數為個人私自改裝的黑救護車。”陳超說。

6月25日，新京報記者見到了警方扣押的涉案車輛，車身或印有醫療機構的紅十字標志、或印有蛇杖標志，車內有擔架床、氧氣瓶、心電監護儀、呼吸機等醫療設備，車上還裝有救護警燈。陳超說，這些救護警燈、警報裝置都是團伙成員從網上、黑市上購置的。

對此，一名基層衛健委官員告訴新京報記者，從上述車輛配備的多種醫療設備來看，他們的業務已經屬于醫學診療范圍。依據國務院于2016年2月修改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任何單位或個人，未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不得開展診療活動。

據陳超介紹，除個人私自改裝的黑救護車外，13輛涉案車輛中還有2輛車分別登記在哈爾濱益人骨病醫院有限責任公司(下稱“益人醫院”)、哈爾濱哈大門診部名下，嫌疑人交代系“個人租賃醫院車輛”。

6月27日，益人醫院辦公室主任譚靈敏告訴新京報記者，該院無此號牌車輛。“企信寶”平臺顯示，哈爾濱哈大門診部于2012年10月注冊成立，經營范圍為內科、外科、婦產科、中醫科等，后于2018年10月注銷。

攬活的、打手、調度員，一個不缺

警方調取的證據顯示，2009年，張小濱注冊了哈爾濱康順救護服務中心，專做哈醫大一院的院后轉運生意。一伙人還在醫院門前的鐵嶺街73號租下了一套單元房，作為臨時辦公場所。不過該公司由于未按時年檢，2016年被工商部門注銷。

公司內部的人員分工非常明確。據陳超介紹，平日里，團伙成員馬某負責在醫院各科室、病房發放救護車小廣告;在重癥監護室旁賣壽衣、日雜用品的鄧某，能夠第一時間獲得患者家屬需要轉運的消息，因此主要負責招攬生意并與家屬對接;張小濱的表哥趙某會從鄧某處接收轉運需求，并對“黑救護車”進行排班，調度車輛。

此外，團伙成員于忠利等人的主要工作為對付外來救護車，對他們恐嚇、打砸。如果他們把人打傷了或者被人打傷了，張小濱就會出面溝通，賠錢平事。

6月26日，黑龍江省大慶市肇源縣的救護車駕駛員王守富向新京報記者回憶，2017年時，他受患者家屬委托前往哈醫大一院接患者出院。當時，王守富的救護車剛到住院部樓下，就被一伙8人圍住并警告“外來救護車只能往里送人，不能接人”。

“后來我說不知道這個規定，而且是患者家屬約的車，他們覺得我不聽勸告就一頓亂揍。”王守富報警后，打人者趕在警察到現場前就逃離了，王守富這才將約車的患者拉走。

為了占據哈醫大一院，從2016年開始，醫院保衛部副部長遲鳳鳴、干事寇世洪出資買了兩輛車，也被拉進了張小濱的院后轉運隊伍。

遲鳳鳴、寇世洪主要負責把手醫院大門，將外來的院后轉運救護車拒之門外。作為回報，他們的車輛不用向張小濱交管理費就能拉活，還能被調度人員分到“好活”。

“一般來說，轉運路途遠的都是好活，因為錢多。”6月25日，團伙內負責調度的宿誠告訴新京報記者，張小濱交代過，許多路程遠的活都被派給了遲鳳鳴、寇世洪的車輛。而另一種好活是“拉死人的活”，錢最多，大多派給于忠利的車，因為只有他那樣的打手才能鎮住場面。

陳超說，警方抓獲于忠利時搜出了一個記賬本，記錄著其名下一輛“黑救護車”的經營情況，僅2017年上半年就收入47萬元。

“坐地起價”

宿誠說，該團伙轉運的患者，一般都是與醫院簽訂了放棄治療協議的人，“因為這樣即使患者在轉運途中死亡，我們也不用承擔風險。”

盡管如此，患者或家屬有時仍需醫護人員隨車同行，為了解決這部分需求，張小濱的團伙可以提供相應服務。“如有家屬需要隨車醫生和護士，每公里要再加收2元錢。”宿誠說。

這些“黑救護車”上的醫護人員也是假的。張小濱曾向警方交代，自己會從“58同城”網上臨時招聘一些所謂的醫生、護士，這些人沒有相應的醫師資格證書、護士執業證書，跟著跑一趟活只要給幾百塊錢，干完就走，沒有長期合作。

但哈醫大一院的一名知情人告訴新京報記者，團伙里有一個名叫劉華的人，長期扮演假護士。在護送途中，劉華存在過度治療、亂收服務費等問題，他就親眼目睹過一次。

2016年，上述知情人陪朋友送出院患者回家，原本說好從哈爾濱送到雙鴨山市的價格為4000元。但患者上車后劉華便游說家屬吸氧，之后又為患者吸痰、上心電監護儀。患者到家時一算賬，除了4000元護送費，又收取了各項服務費合計4000余元。家屬雖然對此不滿，但還是把錢交了。

陳超介紹，警方向本案被害人取證時發現，有患者曾在轉運途中死亡。出現這種情況時，張小濱團伙的黑救護車會立刻停車，坐地加價，一般都會在談好的轉運價格上翻一番。比如最初談好收費4000元，患者死亡后又加收4000元，“他們說，我們是救護車，不是靈車。” 陳超說，類似的情況，警方現已發現三起。

6月26日，新京報記者就張小濱等人的“黑救護車”團伙一事聯系哈醫大一院。該院保衛部部長李志國表示，2018年發生黑救護車沖突事件前，他對遲鳳鳴經營黑救護車一事并不知情。此后，他了解了相關情況并與遲鳳鳴談話，要求他不再參與黑救護車一事，但遲沒有聽他的勸告。

7月1日，哈醫大一院宣傳科的工作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請示院領導后會對此事予以回復。但截至發稿，該院未作回應。

據陳超透露，哈爾濱市紀委監委已介入上述“黑救護車”事件，調查張小濱等人背后的保護傘。

院后轉運供需不平衡

在哈爾濱，類似的“黑救護車”壟斷院后轉運業務并非個案。

6月15日，南崗區公安分局又打掉了盤踞在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下稱“哈醫大三院”)的“黑救護車”團伙。

該案專案組成員武保國告訴新京報記者，這是一個以李新武為主犯的9人團伙，組織架構、壟斷模式與張小濱團伙幾乎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團伙成員包括哈醫大三院一名正式在編護士。

李新武團伙不僅在哈醫大三院內部攔截外來院后轉運車，還曾經追出醫院。武保國說，2016年，哈醫大三院的一名患者乘坐外來的轉運救護車出院后，正在高速路上正常行駛，團伙成員駕駛“黑救護車”沿途追趕，超車、別車、倒車撞擊患者所乘救護車。直到家屬表示要報警，肇事的“黑救護車”才答應不再爭搶患者，雙方自行離開。

“我們找到的很多‘黑救護車’團伙的被害人不愿作證。他們說，當時曾經向120求助，想找正規救護車轉運，但120并沒能及時提供服務。”陳超說，這些被害人表示，“黑救護車”雖然收費高，但畢竟及時出現，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

6月26日，新京報記者致電哈爾濱市120急救中心，詢問有無急救車可轉送病人。接線員表示，當天的長途轉運救護車及醫護人員均已派完，若用車，需次日再電話預約排隊。

對此，哈爾濱市衛健委醫政醫管處處長閆松告訴新京報記者，現在的醫療救護中，確實存在院后急救無法滿足患者需求的問題。比如市120急救中心共有90輛急救車，72輛保障院前急救，18輛車(7輛長途、11輛市區)負責院后轉送。

閆松稱，根據數據測算，院后轉運應在現有基礎上增加20輛救護車，才能基本解決供需平衡的問題。目前，市衛健委已向市政府報告申請購車、招錄醫護人員等，將來擬建立單獨的院后轉運120平臺。

在全國其他地方，醫療機構的院后轉運同樣存在供需矛盾。2014年2月，國家原衛計委曾出臺《院前醫療急救管理辦法》，但院后轉運管理仍為空白。

對此，2018年12月10日，國家衛健委在國務院官網回復網民留言時表示，正在研究制定非急救患者轉運的相關規范性文件、準入標準，明確非急救患者轉運服務范圍，同時鼓勵各地對非急救轉運工作開展積極探索。

上述答復留言中稱，2018年4月，上海的120調度中心開通了“96120”康復出院專線，單獨受理、調派專用車輛運送非急救患者回家，在業務受理、車輛調度上實現了與急救業務的剝離。此外，江蘇省南京市將非急救患者轉運定義為社會化事項，政府支持長途運輸公司成立了非急救轉運機構，從事非急救患者轉運社會化服務。

浙江省溫州市也在推進院后轉運的社會化、市場化。

2017年12月，浙江省溫州市原衛計委在“溫州市網絡問政平臺”官網表示，彼時，溫州吉康院后護送有限公司、溫州捷康院后護送服務有限公司等多家非醫療院后轉運公司便已在工商部門注冊，院后轉運工作正在向市場化的方向發展。

此外，溫州市人民政府從2013年起就建立了非法救護車治理工作聯席會議制度，明確了公安、衛生、交通運輸、工商等部門的工作職責，多部門聯合治理非法救護車。

(新京報記者 李英強 黑龍江哈爾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