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警為押運口罩而來

“我現在受我們市里委托，把口罩留給家鄉。今天特警派車過來把口罩拉回去，因為怕中途被人截了。”在電話里，劉景善聲音沙啞地對AI財經社說，他已經在江蘇的一家口罩工廠連續盯了數天，洗不了澡，也沒睡好覺。

劉景善是安徽一個專門銷售N95口罩的經銷商。他的老家在安徽一個地級市，當地沒有口罩生產企業，而安徽又不是疫情重點關照區，所以當地的口罩供應變得尤為艱難。兩天前，當地市委書記與他見面，希望幫助解決當前的口罩供應困境。他從未想過，自己這樣的小生意能引起市委書記的注意。“現在我自己的線上業務已經管不了了，只能服務我的家鄉了”。

在市政府的干預下，劉景善昨天又和口罩工廠重新簽訂了合同。在疫情到來時，工廠毀約的情況屢有發生，對方以政府征用的名義拒絕了他的發貨需求，好在劉景善家鄉的政府出面，問題得到了解決。

圖/人民日報微博

幾日前，隨著疫情持續發酵，口罩等物資在全國各地都變得異常緊俏。幾乎所有正規的口罩廠都被政府統一征用，并被要求優先滿足當地的口罩需求。

政府管理的好處是，遇到原材料短缺和人工短缺的情況，政府會出面幫忙協調。“前幾天原材料和人工還是蠻緊缺的，現在政府力量加入之后會有些緩解。”浙江朝美公司總經理林焰民對AI財經社說。

“這個階段，行政干預是對的。”劉景善也對當前的政府管控感到滿意，在供需不平衡的當下，平時不起眼的東西變得非常敏感和緊缺。每一個人的心態都變了，任由市場調節反而容易混亂。事實上，政府的指導價充分考慮了工廠的成本和利潤，“甚至比我之前給人代加工的利潤都高”。

當然，由于大部分口罩產能由政府優先供應一線，市場上能銷售的專用口罩變得極為有限。

“對于線上而言，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會無貨可發。”劉景善說。目前，各電商平臺的正規貨源已經非常稀缺，而且天貓等電商平臺的規則相對完善，再加上商家之間的透明競爭，缺少投機倒把的空間，所以線上漲價的幅度一直要遠低于線下。在天貓，劉景善銷售的一次性口罩，50個的價格從29.8元漲到了39.8元，“我如果把這個貨放到線下，至少一個一塊錢。”

這樣的調配方式，能讓一線醫護人員拿到口罩，但也導致了沒有口罩廠的城市陷入窘迫的境地。

1月28日，林焰民把經銷商和電商渠道的貨都停了，全部貨源交由浙江省經信廳統一調配。“現在是保障前線最需要用口罩的人群，其他的我們也無能為力，因為這個缺口真的太大了。”

他生產的是等級最高的醫用防護KN95口罩，產能低，每天只能生產20多萬只，主要是為一線醫護人員提供防護能力。當地政府給他留出了至少20%的利潤空間，政府人員已經在他的廠房里駐扎，外面也派了公安保護。外面的人不能進去，里面的人也不能出來，吃住都在里面，保證員工不會被感染。

即便如此，有限的產能還是讓各地捉襟見肘。林焰民透露，當地現在只能保證最一線部門的供應，比如醫院和疾控中心，而環衛、電力等二三梯隊的部門則幾乎拿不到口罩。

圖/武漢協和醫院官方微信

在湖北，口罩廠商穩健醫療在致消費者的一封信中透露：“春節期間我們生產的口罩幾乎90%供給醫院”，甚至不能保證供應其線下銷售門店的員工。一份由湖北省出具的文件則指示穩健醫療(黃岡)滿負荷生產，所生產的口罩及防護服交由省防控指揮部全省統一調配。

在一份江西進賢縣政府部門出局的紅頭文件中，當地政府呼吁，本地經營電商的醫療器械企業，優先保障江西省內及部分重點地區一次性醫用口罩的供應。江蘇徐州市政府則調配了境內四家口罩企業，“50%的口罩由市中心醫院收儲為市級儲備物資”，“其余部分...銷往本市。”

浙江紹興市越城區政府下發文件，對當地振德醫療用品有限公司生產的口罩及防護服進行“統一調撥分配”。

各地對醫療物資的嚴防死守，也被做志愿者的王丹丹察覺了。1月28日，群里一個小伙伴告訴負責物流協調的她，現在有些地方政府開始不允許醫療物資外流，捐助物資不一定能從一個地方出來。于是，她立刻通知一位正在捐獻的志愿者組織，“要先跟受捐贈的醫院聯系上再發貨，如果直接寄過去，當地醫院很有可能是收不到的。1月27日，某地就卡了好幾十車物資。”

她還告訴AI財經社，湖北某縣的防疫指揮部，為了20個N95口罩都會親自開車去取，專用口罩已經變得非常搶手。“1月28日那天，我看到有一批5000件防護服捐到武漢一個地級市，我趕緊給那邊一個縣鎮醫院打電話，讓他們去幫忙接一下。如果是給你們醫院的當然好，如果不是，你們就順便往自己那邊截一些，反正見者有份。”王丹丹已經總結出了搶物資的“斗爭”經驗。

“按照未來4天統計，浙江醫用外科口罩缺口400萬個，醫用防護服缺口近2萬件。”1月27日，浙江省經信廳披露。1月23日，工信部部長苗圩在天津調研口罩等生產情況時說，我國口罩最大產能是每天2000多萬只，在30多家企業復產的情況下，產量已經恢復到一天800萬只以上。不過，這樣的數據，在疫情防控的持續壓力下，缺口依然巨大。

誰在哄抬價格?

在缺口面前，大量嗅覺敏銳的人涌入口罩市場，從事投機倒把的活動。

志愿者王丹丹的手機里現在有幾十個微信群，包括武漢援助群、醫院物資作戰大群、某某校友會大群，她發現群里很多是二道販子。1月27日，她去采購的醫用手套是0.55元一雙，第二天變成了2元一雙，“很多人在里面炒價格”。王丹丹說以后不做采購了，只幫醫院做對接，“我們這些志愿組織自己籌錢去采購，實際上是花錢把物資的價格給炒起來了，二道販子在里面賺錢”。

她第一次注意到武漢疫情時，KN95口罩的價格是8塊錢一個，1月28日那天最便宜的口罩是25.6元一個，“還是那種資質不全的，四五天時間漲了這么多價格，我跟他們說堅決不買”。

王丹丹這幾天一直不敢花錢，一邊是拿著善款，另一邊是騙子和二道販子橫行。“實際上，你是在跟其他志愿組織對同一個供應商，你們倆相互叫價，把這個價格越炒越高。”

口罩漲價是市場需求，但囤積居奇、倒買倒賣的行為在災難面前顯得吃相難看。

劉景善在做口罩的代理和線上銷售。他發現，之前口罩都是通過經銷商銷售，這次疫情爆發之后，很多工廠旁邊的小超市和商販，就涌到廠里，工廠索性就變成了零售商，直接在工廠賣了。如果按照現在市場行情來看，工廠的零售價并不是很高，但是給到的這些人又進行二次銷售，最終大幅度推高了價格。

林焰民生產的最高等級的KN95口罩，出廠價普遍在4元左右，最多不會超過6元。但朋友和經銷商經常發截圖給他看，現在他生產的口罩在市面上賣幾十元錢一只。“我們是沒辦法。我們做了幾十年的口罩，不可能去發國難財，大部分是這些經銷商在倒賣。”林焰民開始協助工商和公安，打擊惡意漲價和假冒偽劣的行為。

林焰民透露，現在還有一些小口罩廠，為了追求最高利潤，在人為抬高價格，“哪怕我的廠里面，我的下級經銷商(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碰到太多這種事情了。”林焰民對AI財經社說。

他這幾天看到了太多利益之下的人性之惡。比如有人會借著捐贈的名義，到他這里拿貨;也有人蓋假章，撒謊要把口罩用到醫院里;甚至一些工業領域的老客戶都找上門，跟他說工廠里急需口罩，但實際上現在很多工廠都沒有開工。后來林焰民發現，很多人都沒有把口罩捐贈出去或者賣到醫院，最后都是五倍甚至十幾倍的價格在外面倒賣。

“各種人想盡辦法，跑到我工廠門口來，兩天三天不走，騙到一批貨馬上高價賣，這樣子的人太多太多了。”林焰民說起這事，非常痛心。疫情當前，總有人打著發國難財的心思。林焰民已經決定不再對外供貨，把全部產能交給浙江省經信廳統一調配。

馬玉卿在山東臨沂經營著一家勞保用品公司，也做日用百貨類的口罩生產。這兩天他感覺有些受傷。

他的口罩全部賣給了下游經銷商，但消費者都投訴到了他這里。前幾天，他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花了3元錢一片買了他們生產的口罩，罵他是黑心商家。他把發貨清單給對方看，他是四毛錢一片賣出去的，但到了消費者手中已經漲到了3元。“我們現在一天十幾起投訴，投訴你各種證件不齊。我們害怕了。”再加上他的質檢報告已經過期了，也已無法繼續生產。

而疫情在春節前夕突然爆發，也加重了漲價的趨勢。林焰民的工廠從1月18日到21日開始陸續放假，外地的先走，20日還開了年會，宣告一年的結束，所有人都準備回家歡度春節。但在當天，林焰民接到各地經銷商和鎮上的電話，疫情加劇，需要大量的口罩物資。

年會變成了動員會，林焰民連夜動員員工，放棄休假，并保證一直到疫情結束，所有員工額外加3倍工資。通常，一線員工的日薪大概是160元，現在直接變成640元。

圖/人民日報微博

所有人都在不計代價。大年三十讓原材料廠家開工發貨，陸運走不了就發航空。林焰民做了粗略估算，考慮原材料漲價、物流漲價、人工成本上升，一個口罩的生產成本的漲幅在2倍以上。

馬玉卿生產的是一次性普通口罩，成本大概在1毛錢左右。但現在他給白班工人的工資漲了7倍，給夜班工人的工資漲了12倍，材料加了六七倍，即使銷量大分攤成本低，總成本也增加了四五倍。“市面上口罩的價格不是生產商炒作的，是經銷商在炒作，我了解的所有當地廠商的銷售價格，沒有高于1塊錢的。”馬玉卿所在的山東臨沂也是中國主要的口罩生產地之一。

但工廠成了口罩漲價的背鍋俠。

“我覺得小口罩廠應該站出來，能不去謀求暴利就不要謀求暴利，因為國家太需要口罩物資了。”林焰民呼吁。他的倉庫還有疫情爆發前生產的1000多萬只口罩成品和半成品，林焰民決定全部按原來的價格銷售，而后續的產品再根據生產成本進行調整，保持原來的利潤。

供應之困何時緩解?

盡管春節前，所有人的目光都在關注口罩、防護服等醫療物資，但到目前為止，依然無法完全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缺口還很大。

林焰民在浙江有三個工廠，無論是員工還是機器，這段時間都在超負荷運轉，幾臺機器都已經出現故障。而更加疲憊的是一線工人，很多外地員工放假早，沒能返工，現在在生產的都是附近的工人，年齡最大超過50歲，每天工作超過12個小時，從21日到1月31日，這些工人只有年三十放了半天假。

現在高等級的口罩都采用超聲波機器，無論是KN95口罩、醫用外科口罩和醫用防護口罩，普通醫用口罩，都是全自動和半自動超聲波機器做的。林焰民認為，如果要從根上解決口罩的量的問題，其實是在機器上，而不是在人上。

口罩緊缺時，浙江建德政府給林焰民調了一些人來工廠幫忙，但這些人只能做包裝等普通的工種，對產量的提升微乎其微。

圖/人民日報微博

“如果能生產大量全自動口罩沖片機，能解決很大一部分的產能問題。”林焰民說，而現在制作口罩設備非常緩慢，最快要一個月時間才能出來一臺成型的機器。一個尷尬的現實是，口罩設備廠集中在湖北仙桃和廣東，這兩個地方都遭遇了嚴重的疫情。

疫情下，從原材料到生產、到工人培訓、再到物流，口罩生命周期的整個流程都要適應非常態。

倉庫的打包工人放假了，劉景善用高薪和使命感把他們請回來，但物流運輸又面臨很大難題。“一些物流公司在這次疫情當中，并沒有發揮好整個社會對它的期望。”劉景善說，反而是平日被罵得最慘的郵政在繼續運轉。

臘月二十八開始，劉景善去了江蘇工廠待了10天，起初覺得賺點錢，以為當晚就能回去，但形勢緊任務重，賺錢的想法變成了完成家鄉使命，就一直留在了工廠。“一雙鞋子、一件內衣，熬到了前天(1月28日)，跟乞丐似的。我女兒一直跟我打電話，叫我回去看她，但是我照顧不了她們。”劉景善聲音哽咽。

他眼下看到的最大問題是工廠原材料稀缺。口罩最核心的是熔噴過濾層，它決定了一個口罩的防護能力。如今，KN95的熔噴材料從之前三四萬元一噸漲到現在七八萬元一噸。

口罩產業的分布也是一個非常尷尬的現實，大部分口罩廠集中在長三角和珠三角，一次性口罩廠則大部分在湖北仙桃和河南新鄉。如果按口罩數量計算，湖北仙桃是我國口罩生產最多的地方，但這里又是疫情嚴重的地區，很多地方被隔離，“中國最大產能的地方，現在生產不出口罩。”林焰民感慨道。

湖北仙桃口罩廠的日工資已經開到了850元，但即便這樣，口罩工廠的產能依然沒有最大限度地激發出來。

“各種條件都限制你不可能爆發式增長，”林焰民說。而且做口罩不是把原材料和機器買到，馬上就能生產的，員工需要至少一個月的培訓期，“不可能一下子把量沖上去”。

國民恐慌性采購也在加劇KN95和醫用口罩的短缺。在口罩緊缺的情況下，要開源還要節流。事實上，大部分人接觸的人群有限，不需要最高防護等級的口罩。

世界衛生組織1月28日在其官網刊登了新冠病毒的使用口罩建議，在這份指南的前言中提到，在非必要情況下佩戴醫用口罩可能會造成不必要的開支，帶來采購負擔，并營造出虛假的安全感，使人們忽視其他一些基本的防護措施，比如保持雙手衛生。

工業和信息化部的人士也曾公開呼吁，社會各界正確認識KN95口罩的科學使用問題。1月31日，上海醫療救治組組長張文宏在電視直播中說：“我看到在大街馬路上，很多人戴著N95口罩，這沒有必要，戴醫用外科口罩就足夠了，外科口罩可以幾億級地生產。那邊攝影的同志戴的就是N95，這個就不需要了，要給醫生用了。我有N95，但我今天用一個N95，我的臨床團隊就少一個。”

鐘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視采訪時也提醒，實際上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防護，不一定非要戴KN95口罩，一般的醫用型防護口罩，是能阻擋大部分帶有病毒的飛沫進入呼吸道的，在公共場合也就夠用了。

北京疾控中心也指出，一般民眾不建議推廣使用KN95口罩。“因為它的通氣效果不如醫用口罩，從價格講也沒有必要造成新的浪費。”

“不一定要用KN95，達到了一定的過濾級別就行了，普通老百姓遠離人群，普通口罩就夠了。”劉景善也持類似的觀點。KN95的口罩比一次性口罩要貴8-10倍左右，而且熔噴靠的是靜電吸附原理過濾，一旦戴的時間過長或者受潮，就很難有靜電吸附效果。

“大家非要買等級最高的，真沒必要。”林焰民對AI財經社說，“你不去人口密集的地方，不需要這么恐慌去搶購口罩，把口罩留給有用的人”。

林焰民的企業是國家一級物資儲備單位，經歷過2003年的非典和2009年的豬流感，知道如何以最好最快的方式應對，“但這一次我感覺是最累的”，防護需求的短時間爆發讓他沒有絲毫喘息的機會。

眼下，盡管KN95口罩和防護服等物資依然面臨著短缺，但隨著政府統一接管口罩工廠，管控市場秩序，一切在向著良性的方向前進。1月31日，微信公號上海發布公布，上海市政府決定，優化全市口罩供應，從2月2日開始居民在各居(村)登記預約，到指定藥店購買，第一輪每戶可購買5只口罩。廈門則對口罩施行在線預約登記，搖號購買。有序的口罩供應將要逐步展開。

只是口罩供應難題依然還將困擾著各地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