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雖然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社會造成了較大沖擊，但從我國經濟發展的大局看，依舊保持著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目前，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達到1萬美元，國內生產總值即將邁過100萬億元門檻。金融業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市場運行總體穩健，綜合實力進一步提升，風險防控取得明顯成效，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不斷增強。截至2019年末，金融機構數量5200多家，總資產318.69萬億元。全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為25.58萬億元，增速與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增速保持基本匹配，為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當前，我國正處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國內外形勢正面臨深刻復雜的變化和前所未有的挑戰。國際上，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社會政治動蕩加劇。在國內，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處在發展方式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由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優化，增長動力由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的攻關期。加上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困難和不確定因素增多。
金融創新是牽引實體經濟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抓手，是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也是推動金融服務結構和質量優化轉變的重要手段。回顧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在影響和制約經濟發展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深化金融改革、加快金融創新，是提升經濟發展質效的必然選擇，也是推動金融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面對相互交織的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需要加快重點領域金融創新，著力解決好金融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不平衡、不適應問題。
調整優化金融體系結構，增強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匹配度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在我國金融體系中，資本市場建設時間相對較短，基礎相對薄弱。隨著生產方式從資源、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知識密集型科技創新主體傾斜，輕資產、小規模的民營企業逐漸成為經濟創新的主力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其自身缺乏積累資本金的相應機制，需要在融資體系、信用環境和金融工具等方面深化改革，滿足經濟高質量發展對于資本總量和結構的新需求。
創新發展資本市場，優化融資結構
發揮資本市場在長期投資和高新技術、關鍵領域創新活動中的優勢作用，增加資本供給，增強金融體系彈性。科技創新型企業普遍具有資金投入高、前期孵化風險大、研發周期和項目成果轉化時間長的特點，往往無法滿足銀行信貸流動性、安全性的要求。而資本市場由于風險補償方式不同，在支持創新活動、提供投資渠道方面具有天然優勢。通過在資本市場開展股權融資形成自有資本，是企業打通金融資源與技術專利研發、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渠道，謀求發展壯大的最優選擇，也是降低企業負債率和實體經濟杠桿的有效手段。
首先，是繼續完善資本市場的基礎性制度。新《證券法》3月1日起已正式生效，這是完善資本市場基礎性制度，打造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的重要一環。接下來，還要根據新《證券法》的修訂內容，進一步更新、補充相關配套規章細則，做好制度銜接，筑牢資本市場長期健康發展的根基。其次，是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大力發展科創板，深化創業板和新三板改革。提高資本市場的包容度，讓不同投資者、不同企業都能匹配到多元化投融資需求。最后，是培育合格投資者，吸引更多中長期資金。宣傳樹立價值投資、長期投資理念，支持保險、養老金等中長期資金入市。發揮私募股權、創業投資基金在促進創新資本形成的重要作用，構建投資者與企業收益共享、風險共擔、產融周期匹配的利益共同體。
加快現代信用體系建設，營造良好誠信環境
商業信用是資本歸集、配置的基礎，信用缺失不僅造成企業自身融資成本上升，更會影響全行業乃至推高整個社會的運轉成本。建設現代信用體系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企業依靠自己的商業信用發債，是比間接融資成本更低的重要直接融資手段。而銀行基于企業信用狀況和發展前景的授信模式，也能夠減少抵質押物依賴。在資本市場上，上市公司的信用更是獲得社會公眾信任和認同的基礎以及市場有效定價、實現價值投資的前提保障。一方面，重點以證券發行的注冊制改革為契機，強化信息披露，形成市場優勝劣汰機制，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并通過市場選擇倒逼上市公司和證券公司誠信經營。另一方面，堅持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并重。構建信用價值實現機制，建立無死角的信用監測評估體系，形成覆蓋全生命周期的信用監督機制;發揮各方合力，嚴厲懲戒懲治失信行為，堅決打擊惡意逃廢債，構建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和區域金融生態環境。
創新資本工具，夯實自身實力
隨著資管新規出臺以及對同業市場加大規范力度，表外資產面臨回表，銀行資本約束增強，資本消耗加大，原有粗放式的業務模式已難以為繼。一方面，銀行機構，特別是中小銀行應當加快建立資本補充的長效機制。以內源性資本補充為重點，走內涵式發展道路，拓寬負債來源，強化自身經營管控和資本管理。同時，符合條件的也應當鼓勵積極運用創新型資本工具，通過發行永續債、二級資本債、優先股、金融債等方式多渠道補充資本。另一方面，深化銀行、證券、保險各領域合作，發揮各自比較優勢，對接融資需求。鼓勵商業銀行探索投貸聯動等解決科技企業融資需求的創新模式，發揮產業投資基金、創業投資基金的帶動作用，支持創投企業和天使投資去投資初創科技型企業。有效結合利用投行的高風險高回報的業務盈利特點和商業銀行的資金優勢，實現科技資源與金融資本的有效對接。
創新發展普惠金融，進一步完善金融服務體系
普惠金融是當前我國建設現代金融體系的重點之一。從世界銀行的普惠金融評價基礎指標上看，我國在金融可得性方面已經走在了世界前列，銀行網點實現了鄉鎮一級基本全覆蓋，基礎性金融服務實現了行政村基本全覆蓋。同時，金融發展不均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存在，民營、小微企業融資矛盾依舊突出，廣大人民群眾對金融服務質量、效率的要求不斷提升，需要繼續大力發展普惠金融。
引導大銀行服務重心下沉，“既辦大事，也干小活”
銀行業是我國金融業名副其實的壓艙石，也是推動普惠金融發展的主力軍。其中，大型商業銀行吸收了全社會一半的存款，國有大型銀行和股份制銀行等大中型銀行掌握了近70%的金融資源。無論從資源優勢和實力，還是從強化責任擔當、履行社會責任的角度，大型銀行投身普惠金融都義不容辭，更應當下沉服務重心，利用自身資源、信息科技以及內部資金轉移定價的優勢，特別是在小微企業貸款投放上發揮帶頭作用。不僅是帶動大型銀行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利率繼續下行，更重要的是發揮“鲇魚效應”，激活小微企業的信貸融資市場，刺激地方中小銀行深挖熟悉當地情況的信息優勢和決策鏈條較短的管理優勢，更加聚焦主責主業，增強服務本地能力，加大市場競爭。
加快建設信息共享合作體系
民營和小微企業是普惠金融的關鍵領域。這些企業普遍財務數據不健全、缺乏抵質押物、缺少信用積累，使得金融機構在采集、辨識民營小微企業發展前景、經營和還款能力時難度大、耗時長、成本高。這既增加了金融機構的運營成本，也客觀抬高了融資成本，制約了融資可得性。一方面，還需要堅定不移地推動信用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深化金融與財政、稅務、工商、海關、司法等部門信息的整合共享，總結推廣“銀稅互動”“銀商合作”“銀保合作”等跨行業跨部門合作經驗，降低信息不對稱性，增加企業透明度。更為重要的，是要引導金融機構順應科技創新的時代趨勢，主動學習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等科技手段，加大對數據的挖掘分析和應用，實現對目標客戶的精準識別，提高授信和風險管理效率。
運用互聯網等新興技術提升服務質效
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與數字經濟相結合，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趨勢。金融領域也在醞釀著數字化轉型。前期試點互聯網模式的民營銀行，主打的線上信貸業務發展勢頭良好，已經打破了時間和物理空間制約，改變了傳統銀行服務場景，使很多從未獲得過信貸記錄的小微企業客戶為此受益。一些大型銀行也在利用自身技術優勢，積極拓展線上業務。對于偏遠的金融服務薄弱地區，隨著智能手機普及和第五代移動通信(5G)技術應用，完全可以通過移動支付、線上服務，解決金融服務“最后一公里”問題。同時，積極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新興技術，探索在授信審批、技術產品、風險管理、業務流程等方面的普及應用，將有助于降低服務門檻和服務成本，擴大服務覆蓋面，提升金融服務質效。
創新發展綠色金融，實現綠色環保與經濟發展的動態平衡
綠色發展是經濟發展動力和方式轉變的必然要求，經濟高質量發展在生態環境上集中體現為由高排放、高污染向循環經濟、環境友好型轉變。增強金融對實體經濟綠色發展的促進動能，需要積極構建綠色金融體系。
一是牢固樹立綠色發展理念。
關鍵是從戰略高度，在金融各領域全方位貫徹綠色發展理念。進而通過不斷創新完善綠色金融制度安排，加大對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的金融支持，引導更多金融資源配置到高質量綠色發展領域，推動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循環利用水平，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
二是支持綠色產業發展。
加大生態環境保護力度，支持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產業體系建設，需要與之相匹配的綠色金融業務產品，并不斷降低綠色金融服務成本。在創新現有信貸產品，鼓勵信貸資金投放環保、節能、清潔能源、清潔交通等綠色產業的基礎上，還應積極探索開展能效融資、碳排放權融資等創新金融模式，鼓勵發行綠色金融債券和開展綠色信貸資產證券化。
三是支持傳統產業綠色改造。
傳統產業走綠色發展之路，是新舊動能轉換的重要內涵。在這方面，可以采取差別化的信貸政策，綜合運用好授信評價、資金劃撥、監測考核等多種手段，引導綠色生產方式成為主流。一方面，發揮金融資源配置的引領作用，支持傳統制造業進行綠色改造，倒逼企業落實國家節能環保政策。另一方面，對涉及環境、安全等重大風險企業的貸款及時采取壓縮退出、清收處置等措施從嚴管理，有效防控環境和社會風險。
創新推動金融服務社會民生事業，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有機統一
金融的本質是為實體經濟服務，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需要。隨著我國居民收入持續增長、人口結構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居民生活需求正在由基本生存需求向升級消費需求轉變，從量的滿足轉向追求質的提升。這次疫情大大增加了居民對醫療健康、公共服務等領域的關注度。金融要以服務人民生活為根本，應當聚焦扶貧、養老、健康、醫療等薄弱環節，深入挖掘社會民生事業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中蘊藏的巨大潛在金融需求，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雙贏。
一是補齊農村地區基礎短板。
服務鄉村振興戰略，改善農業農村發展水平相對滯后局面，需要金融切實承擔起歷史使命。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的資源優勢，大力支持農村基礎公共服務建設。努力探索商業可持續的金融服務模式，挖掘農村消費市場潛力。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培育合格市場主體，做好“三農”和偏遠地區金融服務。在深度貧困地區，精準對接脫貧攻堅多元化融資需求，探索健全金融支持產業帶動脫貧機制，助力打贏精準脫貧攻堅戰。
二是緩解養老和健康服務供需矛盾。
社會保障支出壓力隨著人口結構變化日趨加大，金融支持養老和健康服務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目前養老服務仍主要依靠政府公共服務，供給缺口很大;與養老產業相關的家政、托幼行業的市場需求，特別是在城市地區十分旺盛，雖然有比較穩定的現金流，盈利前景良好，但因普遍缺乏發展規劃和金融支持，很少形成規模，質量參差不齊。一方面，需要加大金融支持養老產業力度。繼續推進多層次養老保障體系建設，不光依靠政府公共服務，還要統籌發揮政府資源和金融資源作用，鼓勵保險資金等更多金融資源參與醫療、養老和健康產業投資，增加金融供給。另一方面，要滿足老年群體的特色金融服務需要。針對老年群體財富管理、保險保障需求，開發個性化、差異化、定制化的理財、商業保險等金融產品，增加健康、大病、長期護理等保障類保險產品供給。
堅持依法依規，牢牢守住系統性風險底線
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發展和風險防范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缺一不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也是金融服務可持續的基本前提和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跨越的重大關口，必須牢牢守住底線。
一是金融創新要遵循金融基本規律。
好的金融創新有利于服務實體經濟，能夠提升機構風險管理水平，適應消費者和投資者多元化服務需求;而背離金融基本規律、偏離實體經濟需要的“偽創新”，通過產品層層嵌套、肆意錯配期限、隱匿底層基礎資產和實際風險承擔情況，嚴重擾亂金融市場秩序，最終會釀成金融風險。在開發產品和開展創新活動時，首先要充分認識所在行業所開發產品的內在基本規律、運行邏輯、風險特征、風險補償方式，深入分析產品特性，對所蘊含的風險作出預估預判，保持充足的風險吸收能力，管控好風險。
二是要為金融創新建好制度圍欄。
隨著金融市場交易結構、業務模式日益復雜，一些表外創新業務事實上已打通銀行、證券、保險市場，風險監測和管控的難度顯著加大。一方面，要與時俱進地及時完善監管制度，統一市場監管規則，補齊制度短板。對于跨市場的創新業務，明確界定各方的風險防控責任，搭建適應現代金融市場體系的金融監管制度框架，切斷監管套利。另一方面，需要繼續依法依規加強金融創新業務監管。提升跨行業、跨市場、跨境交叉性金融風險的識別、防控和化解能力。適時對金融創新風險進行評估，及時糾正不審慎行為。
三是繼續嚴厲打擊非法金融活動。
非法金融活動是典型的金融市場亂象。這類活動嚴重違反金融基本準則，違背金融市場規律和金融投資原理，缺乏最基本的風險防控手段和必要的風險抵御能力，嚴重侵害了人民利益、影響社會穩定。對于未經批準從事金融業務的機構和活動必須堅決予以清理和取締，繼續保持高壓態勢，重拳整治。同時，還要筑牢風險“防火墻”，嚴防非法金融活動風險向正規金融體系內傳染滲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