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藍領招聘”成為一個被廣泛討論的話題。
先是快手、趕集網等平臺推出了針對藍領的“直播招聘”，然后媒體曝出的“血奴事件”又將藍領招聘領域的王者58同城推上了風口浪尖，網友在關注每個熱點的同時，也注意到了藍領這個群體。
相比白領，“藍領”這個詞讓人既熟悉又陌生。
一方面，一般人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制造業工人、建筑業工人、發電廠工人等，他們粗獷、豪放，與精致、有情調的白領形成了鮮明對比。
另一方面，藍領似乎又是一個隱形的群體，媒體上談論最多的是大廠白領、中產階級的職場江湖、進階謀略等話題，再往下就是近幾年興起的“下沉人群”——三線以下及縣、鎮、農村等地區的人群，藍領鮮被提及。
這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藍領”具體是一群什么樣的人？他們經歷了怎樣的沉浮？今天，當職場白領自嘲為“打工人”，被不斷加劇的內卷和降薪、裁員壓力搞得身心疲憊時，藍領的生存狀況是怎樣的？
“白領”“藍領”這樣的說法最早出現于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美國，原本就是用來粗淺劃分“好職業”與“壞職業”：
按照著裝，把工作時穿西裝革履、白襯衫的人稱為“白領”；而把怕弄臟衣服，穿藍色服裝干活的體力勞動者稱為“藍領”。
當人類即將結束大戰亂與大發展并行的20世紀時，經濟全球化和信息經濟成為了不可阻擋的大趨勢。
正當很多人為新一輪的繁榮興奮時，擔任克林頓政府內閣勞工部長的羅伯特·賴克卻有個很獨特的觀察：
原先在傳統工業社會，所有勞動者其實可以分為搞制造的常規生產人員、做服務的直接服務人員以及處理文字、數據的符號分析人員；
以前，大家收入有些差別，但基本也算是休戚與共；
但兩大趨勢來臨后，競爭變成了全球性的，經濟的神經系統是信息，血液是資本，連接的骨骼是交通和通訊，搞制造和做服務的注定很難有較高參與度，財富主力軍必然是從事金融、互聯網、律師、財會、設計等行業的“符號分析人員”。
這造成的結果就是，符號分析人員踏上了能巡航全球的一艘船，財富隨之起飛，而另兩者還停留在原來的船上，黯然神傷，日漸落后于時代大潮，造成收入差距的拉大。
再加上，符號分析人員能輕易跨國界做業務，以追逐利潤為本能，就不那么關心本國利益了，帶來的將會是民族國家主權的弱化。
現在來看，賴克真的預言對了。
他把包括自己在內的符號分析人員歸為“白領”，而把其他兩類歸為“藍領”。
這種劃分借助全球化和信息化傳遍全球，社會人群被一條看不見的結界分隔開來，兩類人群各自踏上了風格迥異又相互勾連的職業發展之路。
由此也形成了兩種刻板印象：白領光鮮亮麗、體面，是好職業；藍領收入不高、靠體力，是壞職業。
經過多年的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中國應該算得上是世界上藍領最多的國家。
按照“七普”數據，2020年我國15—64歲的勞動勞動年齡人口為9.68億人。在這些勞動人口之中，大約4億人是藍領，包括制造業藍領、建筑業藍領、服務業藍領等。
白領人數只有藍領的一半，2億左右。
這6億人，密密地散落在中國600多個地級市、縣級市以及近1500個縣城，他們可能在形狀各異的寫字樓里，可能奔走在大小街區，可能出入不同的單元樓，可能在未完工的樓盤里忙碌，也可能在排滿機器的廠房里按部就班......
他們都是城市打工人，是“蕓蕓眾生”里的城市眾生。
相比白領，藍領的職位多且雜，有的我們司空見慣，人社部不久前發布的去年四季度“最缺工”的100個職業排行中，排在前面的基本都是營銷員、餐廳服務員、保安、快遞員等我們非常熟悉的職業。
不管是人口一兩千萬的北上廣等大城市，還是人口只有不到70萬的吐魯番，這樣的職位一律緊缺。
有的則是很多人沒怎么聽說過的，像設備點檢員、信息通信網絡運行管理員、老年人能力評估師等，可能只有零星的幾個城市缺。
隨著社會分工細化和需求更個性化，很多實操性非常強的藍領職位還在源源不斷被孕育，人社部就經常性地發布新職位。
此外，藍白之間的界限也有所模糊，藍領早就不再是“體力勞動者”“簡單重復勞動”“壞職業”所能概括。
不久前，媒體報道了一名90后女碩士去國企當藍領技術員，并且成為了技術骨干，不僅精通答題、編程，還會調整精密設備、進行設備點檢等。引發了網友對高學歷女性加入到“藍領”大軍之中的討論。
還有上個月，一名94年的女倉庫管理員在微博引發了熱議，她就職于菜鳥國際保稅倉，研究生畢業于德國11所精英大學之一的德累斯頓工業大學，會德語、英語、荷蘭語、韓語四門語言，卻當了一名藍領。
庫管的工作還是很累的，每天要穿著馬甲、戴著安全帽在倉庫對接發貨、撿貨，但不再只是體力勞動，需要操作一些自動化設備，技術含量比較高，懂多國語言也能讓她看對商品上的標注看得明白。
她們實際上已經是國企、大廠“白領化”的藍領，藍領中的“貴族”——曾有研究把藍領細分為新鮮藍領、銳意藍領和貴族藍領。
新鮮藍領就是剛從農村來到城市不久的，剛開始成為熟練工人，見識到了城市的喧囂繁華和惹人醉的燈紅酒綠，生活和消費習慣也開始變得“洋氣”，立志在城市有一番作為；
新鮮藍領有理想，如果再加上點實力，比如一個大專以上文憑，踏實肯干，就是有著光明前途的銳意藍領；
再往上，藍領做到了經驗和技術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份上，就是貴族藍領了，收入高，用自身技術實力進入了中產階級行列。
就算不在國企、大廠，很多藍領的工作門檻也是相當高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月嫂。
央視曾經報道，在許多二三線城市，優質月嫂的收費一個月能接近2萬元，甚至還要提前半年甚至更長來預約。
怎樣才算優質？
要有月嫂證、母嬰護理證、服務過至少30個家庭才行，不僅懂得科學育兒，還懂得心理、營養、康復等學科的知識。
而白領的工作也不再那么讓人仰視，前段時間猝然離世的B站審核員，也是在互聯網大廠，但做的工作很重復，有知情人透露，這類工作每天要審核1500條視頻，審不完加班是常有的事，工作強度相當大，算是“互聯網藍領”。
這樣下來，月薪才只有5、6千，少數收入高的能到1萬元左右。
其實，單從收入來說，很大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快遞員、外賣員早已能達到這個水平。
國家統計局2019年的監測數據顯示，藍領群體中占比最大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月均收入為5850元，近6成月均收入在5000元及以上。
工廠開出近萬元月薪卻招不到人的新聞也經常見諸于媒體，以富士康、比亞迪、福耀玻璃為代表的一些制造企業經常陷入“搶人大戰”。
有個段子說，“三千塊你雇不到一個農民工，只能雇一個大學生”。
現在一些低中階白領往往認為其文化與身份優于藍領，但做得工作很單調，可替代程度非常高，又缺乏高于一些藍領的收入水平，被稱為“邊緣白領”，是最容易焦慮的群體。
財經作家吳曉波曾表示，從1978年到2019年，中國藍領工人的年薪資收入增長了150倍。
如果說白領在中國的出現有點“橫空出世”的味道——80年代隨著聯合利華、雅詩蘭黛、寶潔、摩托羅拉等外企大舉入華而產生，那中國藍領就是一直伴隨著中國的產業發展而存在。
工業化的過程就是對機器體系的運用，藍領就是一直在“造機器”和“用機器”的。
他們的命運也跟著產業的升級、機器的進化起起落落。
中國最早的藍領就是工人階級，主要在國有企事業單位端“鐵飯碗”。
根據社會學家李毅的中國社會分層模型，1959-1979年間，中國的社會階層呈現出一個三個階級的結構：干部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其中農民約2億，工人4000萬，干部1000多萬。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優先發展的是重工業，因為重工業是基礎，沒有重工業，就沒法生產原材料、農機、化肥等，沒法建電廠、能源、交通設施，更沒法產保衛國防的軍工設備。
這時期的4000多萬工人承擔著為中國工業打根基的使命，也普遍具有主人翁精神。
國家對工人的待遇和干部一樣，享受終身就業、免費醫療以及近乎免費的住房。在一個短缺經濟里，國有工人和干部一樣領取所有的票證。
那時期，無論從獲得感還是待遇來說，成為一名工人都是絕對的榮耀。而農民極少有機會自行向上流動成為工人階級。
那20年，盡管國內外風云變幻，但中國社會的產業結構變動很小，社會階層也不會有大的變化。
真正引發中國社會分層結構急速變化的，就是改革開放后工業化的加速起飛。
改革開放首先在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吃飯解決了，大量閑散的農村勞動力被釋放出來，這些人怎么安置？
數據顯示，從1979年到1993年，中國農民數量從2.8億增加到了3.4億，盡管絕對人數在增長，但農民占勞動人口的比例卻下降了。
因為有近1.5億農民變成了農民工。
日后跟“中國制造”“城鎮化”強關聯的農民工大軍，就是在這時候向工業領域流動。
中國的產業結構正開始往輕型化方向發展，大部分企業都在生產紡織品、消費電子、塑料品等跟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產品。
脫離農業的農民工，一部分去到了當時離家近、蓬勃發展中的鄉鎮企業，比如美的、安踏、格蘭仕、雅戈爾、福耀玻璃等；
而另一部分，選擇了進城謀生活，特別是當時承接“三來一補”業務，勞動密集型企業快速擴張的東南沿海地區。
以前農民是不被允許進城工作的，1984年開始解封，廣州最早允許外省農民流入，所以民間一直流傳“發財到廣東”。
那時候即便進城做最臟最累的環衛，一個月也能收入100多塊錢，頂得上一般農民種地一年的收入。
于是大量農民開始跨區域涌入城市，1993年突破了1億人，當昔日的國企員工面臨下崗再就業時，農民工已成為藍領階層最主要的力量。
那時期的藍領雖然收入比在農村強，但做的基本都是城市中最苦、最臟、最累的活，各項福利也得不到保障，甚至工資有時還被拖欠，農民工因遭受各種不公而輕生的事件時有發生。
這跟當時社會普遍追求的“三高”（高收入、高學歷、高層次）、“白骨精”（白領、骨干、精英）等形成兩極，藍領給人留下了就業不穩定、工作環境惡劣的印象。
90年代，中國的彩電、冰箱、洗衣機、微波爐、微型計算機等一批新型產業群又發展了起來，再往后是房地產業、汽車產業，這些又進一步帶動了鋼鐵、建材、化工、機械......中國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當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
目前，產業結構的極大擴張讓近1億制造業藍領和8000萬建筑業藍領深度參與其中。
產業結構“做大”的同時，技術附加值越來越高，工廠的生產線也不斷升級，很多車間已經應用了智能化設備。
藍領給人的印象也變成了收入還不錯、進行規模化生產的“產業工人”。
但智能化設備需要高級藍領來操作，普通藍領并不懂，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很多企業反映，升級生產線其實不難，難的是讓工人也隨之升級。
這暴露出了長期以來藍領素質跟不上設備、工藝迭代的步伐，這樣的矛盾，從90年代就存在，那時候一邊是源源不斷的農民工涌向工廠，一邊是企業老板喊著“招技工難”，一直持續到現在，高級技工缺口達到了2000多萬！
自動化、智能化是制造業的大趨勢，也會對藍領產生一定的替代——原來一條需要二三十人的流水線，換成智能化設備后，只需一個就行了；甚至原來需要上百人的，現在只需幾十人。
藍領其實不用對此過度恐慌，因為自動化、智能化的過程并非一蹴而就，666個制造業小門類不可能短期內都采用四處游走的機器人，不同制造業崗位所需的與之匹配的智能制造技術是有很大差別的。
而且目前我國智能技術剛開始發展，技術還不成熟，下游企業搞一條智能生產線的成本較高，很多產業的產能是沒問題的，怎么把產品在激烈的競爭中賣出去才是主要問題，企業出于投資回報率考慮也不會貿然上馬。
實際上，這幾年的大部分的工業機器人都集中應用在3C行業和汽車行業，分別占23.3%和35.3%。而且主要應用在較為簡單、重復的工序上。
以手機生產為例，機器人運用比較廣泛的工序是點膠和打螺釘，這兩個工序操作比較簡單，就算手機更新頻繁，也只要改變相應的系統參數就能繼續使用。組裝產線還是主要依賴熟練工。
智能技術的“浸潤式”而不是“翻篇式”推進，也給了新一代制造業藍領成長的時間，他們依然在“造機器”和“用機器”，同時也被機器改造，會跟產業和機器一同升級到更高形態。
比制造業藍領和建筑業藍領數量更多的，是服務業藍領，大約1.2億人。
服務業三大產業中包含行業最多的產業，吸納的就業人數也最多。
早在2013年，服務業占國民經濟比重超過工業，成為第一大產業。目前服務業占國民經濟比重已超50%。
服務業看似好像是“就業海綿”，能安置從工業流出的人口就業，比如工人逃離工廠后可以送外賣，也可以賣煎餅，轉為服務業，但它跟工業并不是此消彼長關系，而是依賴于工業，為經濟“造血”的仍然是工業。
服務業一部分是金融、財會、保險、企業管理、物流、軟件、信息等生產性服務，跟工業深度綁定；
另一部分是零售、餐飲、旅游、美容等消費性服務，這些取決于消費需求，消費需求又取決于居民收入，而這跟工業的景氣程度休戚相關。
中國互聯網產業本質上也是服務業的數字化，把商貿、租車、金融、通信、物流、招聘、房產中介、音像出版、婚介等不同程度搬到了網上，利用互聯網的效率，讓服務業價值倍增。
這讓一批與互聯網深度綁定、從事新型服務業的“新藍領”也被創造了出來，以快遞員、外賣員、網約車司機為代表。
QuestMobile發布的《2020新藍領人群洞察報告》顯示，以上三類人群的數量分別為249萬、494萬、1161萬。新藍領的收入比傳統藍領在收入上也有了較大幅度提升。
服務業被互聯網數字化改造，并不斷向上攀爬之后，很多傳統服務業從業人員也在不斷升級，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直播火起來后，網上有很多吐槽認為，受此影響，夜總會服務人員的質量明顯下降。
服務業藍領雖然做得是服務，但跟制造業、建筑業藍領一樣，也同樣在被機器改造。
拿最具代表性的物流領域來說，物流行業在服務業中很特殊，它鏈接了高度數字化的消費互聯網和傳統生產制造的過渡地帶，天然就是數字化技術推進的前哨。
物流行業里經常講倉配，確切來講，倉是倉儲；配是配送。
商家接單后，先是倉儲環節：分單、揀貨、二次分揀、包裝、出庫。然后是配送：包裹到達分撥點進行分撥，經過物流車運輸到下一個分撥點這樣逐層分撥，最后到網點，由快遞員送到最終用戶手里。
其中參與角色非常多，整個流程透明度低，效率不行，成本居高不下。以往倉儲、分揀等也主要是人力為主，自動化程度低，更不用說采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先進技術了。
但數字化技術介入后，一些“臟苦累”的活就可以讓自動化設備承接，消費者在網上下單后，機器人、無人叉車會把成批的商品取出，機械臂完成批量商品拆零，拆零商品被逐一貼上快遞面單，再按照不同的包裹地址進行分撥。
流程也變得智能化，最直接的就是電子面單，其實就是用電子方式統一了快遞單格式，有了行業標準，之前各家物流公司的單號都不一樣。此外，智能倉儲管理系統、智能配送系統、物流天眼等也都帶來了效率的極大提升。
這些極大減輕了物流人員的工作壓力，減少了對藍領人力需求，但對藍領知識、文化的要求也高了。
最近，跟藍領相關的政策不斷：
去年底，北京推動施行藍領薪酬“新八級”崗位績效工資制，促進技能人才獲得技能與待遇“雙提升”；
教育部2月23日提出，今年將落實有關職業教育改革的三大文件，改變刻板印象，完善職業本科學校升格，建示范學校......目前，職業專科院校升為本科的比例已達20%；
......
與之相映襯的是，2022年碩士研究生報名人數達到驚人的457萬人，較上一年3整整增加了80萬！
而各地的公務員考試繳費人數也達到了“競爭激烈程度較高”的新記錄。
在很多人看來，無論考研、考公，還是畢業后成為一名“邊緣白領”，都是絕對勝于藍領的選擇，即便藍領掙得多。
對藍領依然存在的偏見，與藍領的高學歷、高收入化兩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將在未來很長時間并行，直至藍領真正在福利待遇、社會地位、工作環境等方面有明顯提升。
就像厲以寧在《論藍領中產階級的成長》中所說，“在科技進步、知識不斷更新的環境中......也許再過若干年，不會有人再以舊的眼光看人了”“那時，說這個人是‘藍領’，說另一個人是‘白領’，意義不大了，當人們都在計算機旁工作時，你能區分誰是‘白領’，誰是‘藍領’嗎？”
而讓4億藍領收入提高、價值感增強，甚至成為中產階級，是使金字塔形收入分配結構向橄欖形或雞蛋形收入分配結構轉變的關鍵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