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從北京來到上海后，我的生活計劃清單之一，就是探訪上海的報刊亭，但是在上海，要尋找一家報刊亭并不容易。
我對報刊亭的興趣來自于小時候，小鎮青年多半對報刊亭有一份親近。在故鄉，報刊亭分布于學校附近，它是小鎮青年看世界的一扇窗口，是我們獲取新聞資訊和作文素材的重要參考，放學后去報刊亭，成了跟去足球場一樣的生活習慣。
喜歡足球的學生會去看《足球周刊》；喜歡深度媒體報道的看《南方周末》、《財新》；喜歡小說的看《收獲》、《萌芽》、《獨唱團》、《最小說》等；喜歡思想類刊物的看《讀書》；喜歡文化類大眾刊物的去看《三聯》、《新周刊》、《看天下》；還有《意林》、《作文素材》、《故事會》，給我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寫作素材。
報刊亭在我的青春期里占據了一個重要的記憶坐標，但隨著青春期的消逝，我看到報刊亭的機會也在逐漸變少，有時候一連幾個月，我都看不到報刊亭的蹤跡。
報刊亭的消亡不只是在小城市，即便上海的讀者群體明顯多于故鄉，閱讀人數的積累也沒有帶來報刊亭的長盛不衰。據《第一財經周刊》的記者調查，上海曾經有3000多家報刊亭，2019年卻只剩下200多個，疫情發生后，上海報刊亭的數量繼續減少，如今恐怕只有幾十家還存在。
上海的讀者數量并不少，文化資源也很豐富，何以報刊亭在逐漸消失？帶著這個疑問，我在網上搜索資料，也曾問過報刊亭主人和上海長期關注文化議題的朋友，他們不約而同提到一個名字——東方書報亭。
報刊亭早在民國就有，兼具了賣報和雜貨的功能。新中國報刊亭的快速增長和衰弱，則發生在21世紀的頭二十年。2000年，中央文明辦、建設部、公安部等部門為了緩解下崗潮引起的社會動蕩，運用多種手段安置就業人口，其中就包括要求各大中小城市建立書報亭。
1998年11月，上海市政府成立個上海東方書報服務有限公司，其中上海市郵政局占股 60%，文匯新民集團、解放日報社、新聞出版局占其余 40% 股份。開業后第一年，旗下報刊亭的零售流轉額就達到了 6200 多萬元。
在中國，報刊亭曾經有扶持就業的作用。20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社會轉型和國企改制，大批國企工人下崗，他們失去了原有的就業保障和福利，從“單位人”轉變為“社會人”，如何安頓下崗工人成為各地政府必須考慮的問題，否則釀成社會動蕩，就容易引發深層次的危機。
這種現象最集中爆發的地方，就是“共和國長子”東北。在中蘇關系的蜜月期，東北作為共和國工業重鎮，曾經是中國經濟發達的地區，東北國企的工人們在長期相處后，對單位也產生了很強的依賴感，那里就像是他們的第二個家，他們的精神共同體，工人們互相打招呼，就說你是哪個廠的，你們廠里怎樣了，但是在九十年代末，雨打風吹去，下崗職工發現，自己成了這個社會被犧牲的一代人。
“養老保險交不起，孩子念書要大錢。半老不嫩的，在哪打工都費勁?！边@是當年下崗職工的心聲，他們領著每年900塊的工齡買斷錢（合同工人只拿到2萬塊的解除合同賠償費用），告別了自己生活半輩子的地方，共和國長子的榮耀，工廠與哥們的歸屬感，都在時代劇變下，迅速下沉。
那年頭，東北擺地攤、嗑瓜子、流入黑社會的人特別多，不只是東北，天津、河北、西北地區也有類似現象，在這些下崗人里，能夠被政府安置，組織去報刊亭再就業，已經屬于不幸中的幸運。
?《下海》，一部以上世紀90年代末東北爆發大規模下崗潮為背景的電影
九十年代末，上海推出了一個“4050工程”，旨在幫助下崗員工再就業，為什么叫“4050”？因為在下崗的人群里，大部分女性在40歲左右，男性在50歲左右。對于上海市政府來說，報刊亭在那個階段的功能就是用于安置失業人口。
不只是在上海，2002年，500名失業者成為天津日報新報亭的亭主，實際參與經營的失業者達1000多人。當時，天津日報專門組建了每日新傳媒發展有限公公司，業務內容之一就是安排下崗職工和殘疾人加入到這500個報亭的運營。
同年6月，安徽日報報業集團籌建了全省報刊零售網絡項目，計劃用4年時間，建設5000多個連鎖經營的徽風報刊亭，也是用來安置下崗人員。
如果我們回顧那時候地方省份的報道，會發現建設報刊亭安置下崗人口成了一種常態。在長沙市一個報刊亭亭主的呼吁信中就提到:“經營這些報刊亭的業主都是失業人員，下崗職工和殘疾群眾?！睘榇怂畔蜷L沙市政府呼吁:“為長沙市殘疾人員和失業群眾保留報刊亭?！?/p>
當時，宣傳下崗人員報刊亭再就業，也成為地方政府表現自己“體察民情”的方式。比如《安徽日報》2002年就有一則報道，題目就是《“連心亭”溫暖下崗人》，報道以前合肥皖安機械廠徽風報刊亭亭長李艷秋作為典型，她是下崗人員，一家三口住在一間12平方米的小屋里，她的丈夫身患尿毒癥，孩子在讀小學四年級。丈夫生病后，她需要承擔每月做透析和用藥的高額費用，生活窘迫到只能靠親朋好友接濟，安徽大規模建設報刊亭后，她取得了一家報刊亭的加盟經營權，加上政府補助，生活才算有了起色。
東方書報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走上歷史舞臺。為什么報刊亭看店的多是中年叔叔阿姨？因為在他們背后，是一個時代中國的傷痕史，是波及了中國上億人口、為中國社會經濟轉型的痛苦與榮耀留下沉重一筆的下崗潮。
它不是抽象的歷史，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組成的有血有肉的歷史，能夠被安置再就業的人們已算幸運，可在那個時代，還有更多被浪潮拋棄、被慢慢遺忘的人，他們為國家做出過貢獻，他們勤勤懇懇勞動了大半輩子，無論如何，他們的付出都不應該被遺忘。
上海是中國的經濟重鎮，在處理下崗員工再就業上，上海市政府的反應較為及時，所以在千禧年初，上海受下崗潮的波及并沒有東北、華北地區那么強烈。
東方書報亭崛起于世紀之交，隨一代人度過了總體安定的十年。自1998到2008年，上海的報刊亭度過了相對穩定的十年。但是在2008年以后，東方書報公司走向衰落，旗下報刊亭也沒能盡早轉型，一座座東方書報亭被拆除的背后，是全國紙質媒體的轉型和報刊亭的削減。到了2018年，上海的大部分報刊亭已經非倒即拆。2018年4月15日，最后一家東方書報亭在淮海路被拆除。
東方書報亭，自此不復存在。
時間往前推一個月，2018年3月26日，一家上海24小時報刊亭度過了它的最后一晚，當時，《好奇心日報》的記者孫今涇、蔣亦凡為此做過專門報道。文中寫道：
“書報亭在淮海中路上，靠近華亭路和常熟路地鐵站 3 號口。這一段淮海路冷清下來，附近沒有什么大牌專賣店，自從全上海最有名的服裝市場 2000 年拆掉之后，這里就沒什么人氣。
接受采訪的報刊亭老板賈金武上禮拜接到街道辦的電話，他們提醒說，3 月 26 日是書報亭的最后一天。賈金武記得這事，東方書報刊公司通知過他。去年 11 月，有位叫楊燁炘的年輕藝術家又請他戴上口罩，口罩上印著‘今天不說話’，表達無聲抗議。他也沒忘。”
作為對比，也是在2018年，全國發行期刊22.92億冊，同比17年降低8.03%，報紙337.26億份，同比降低6.96%。2019年的數據則是：全國發行期刊21.89億冊，同比18年降低4.48%，全國期刊從業人數僅9.3萬人，同比18年降低2.4%。
一位報刊亭主人曾在接受《人民網》記者采訪時說：“現在看紙質書報的人越來越少?！鄙虾Ｄ扯际蓄惓繄?，“原來一早上就賣200份，現在20份?！?/p>
上海愚園路街道，干凈漂亮，但少了報刊亭的存在 ?宗城
報刊亭在上海的消逝，不能簡單歸咎于文化氛圍。
上海的出版物、媒體和書店在國內都排在前列。以書店為例，上海容納了諸多風格各異的書店。例如：上海書城、鐘書閣、西西弗書店、思南書局、作家書店、香蕉魚書店、大隱書局、蔦屋書店等，最近還開了國內唯一一家偵探主題書店，名叫孤島書店。
但上海的報刊亭不多，就連愛書之人也越來越少去報刊亭，人們更傾向于在網上閱讀文章，付費購買的紙質用品也是書籍、繪本，亦或經由快遞下單雜志，而不是通過報刊亭這個傳統的渠道。
報刊亭的落幕，背后是媒體的轉型大潮。從線下轉移到線上做數字媒體、融媒體矩陣，不再把紙刊作為核心，已經成為許多媒體的共識。諸如《人物》、《GQ》、《澎湃新聞》、《新京報》、《界面新聞》等媒體都會把優質文章放在網上，《財新》等則布局付費模式，效仿《紐約時報》等國外權威報刊的做法，設置付費墻，把深度內容轉變為電子付費，為自己提供了新的穩定收入方式。
據《第一財經》在2019年的報道：“從報紙的日到達率看，2012年到 2017 年這 5 年間，有超過 4 成的讀者離開了報紙。在上海，報刊亭的銷售額在逐漸下降。2011 年銷售額為 4632 萬元，2012 年跌至 4497 萬元，2013年僅有 3518 萬元。也就在這段時間，報刊雜志銷售渠道的主體之一——報刊亭，因為上游產業的變化，也逐漸消失?！?/p>
由此可見，上海報刊亭隨著紙媒時代的落幕而消亡，是在2017年就已經發生的事。報刊亭的消失也不只是在上海，從2008年到2020年開啟的疫情時代，全國諸多城市都有報刊亭關閉的潮流。例如:
2009年，無錫市決定關閉、拆除市區內的1241個報刊便民亭（棚、攤、點）；
2014年7月，北京朝陽區拆掉了72座報亭，理由是它們建在地鐵口或過街天橋附近，屬于占道、超范圍經營，后來那里停滿了共享單車；
2015年，杭州的報刊亭經營者接到有關部門通知，為美化環境、保障交通，2015年底，有關部門計劃對杭州主城區部分主要街道上的100余家報刊亭進行移除；
2018年，荊州市城管部門決定拆除中心城區158座郵政報刊亭，理由是它們已喪失原有功能，變成了賣小零食、炒板栗的小門店，存在破舊老化、妨礙交通、亂擺亂放、超范圍經營等問題，嚴重影響了城市形象……
紙媒時代的落幕，不可逆轉。今天依然會有紙媒，有大量的紙質書籍和刊物，但它們更大的銷售點是在網站和書店，在京東、當當等電商平臺為代表的互聯網零售巨頭，報刊亭猶如昨日世界的守夜人，注定走向黃昏。
值得商榷的是，紙媒衰弱是報刊亭數量減少的關鍵原因，卻不能將此作為報刊亭在一座城市消失的根本說辭。決定報刊亭命運的因素有很多，紙媒是一個重要變量，可它還關乎一座城市的文化素養、公共討論環境、媒介多元化程度、政府對報刊亭扶持力度、報刊亭的選址與店面等種種變量。否則，我們不足以解釋，為什么上海的報刊亭在消失，巴黎、香港等城市的報刊亭數量卻依舊可觀，甚至在一些三四線城市的學校附近，報刊亭依然扮演著知識啟蒙的重要角色。
香港是國內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香港是一座讀報氛圍濃厚的城市，從東鐵線到開往彌敦道的巴士，看報紙的人隨處可見。作為報紙的中介，報刊亭在香港就成為了重要的文化空間。香港的報刊亭可大可小，有的像是一座小的獨立書屋，有的一兩張塑料凳、水果箱就搭建起來。
重慶大廈門前斑馬線
八十年代前，報刊亭準許兼營的貨物很少，但現在，香港的報刊亭兼賣冷飲、香煙、地圖等小物品，而雜志依據政治、體育、娛樂等分門別類，政治和娛樂版放最顯赫位置，AV女優式的圖像、狗仔隊的猛料想不看到都難。這些桃色報道、性感寫真連同政治內幕，成為報刊亭最熱門的讀物。在香港，情色雜志跟政治讀物為報刊亭提供了一個穩定的收入來源。
雜志下面，橫排是當天出爐的各大報紙。香港號稱“自由港”，交錯的政治光譜讓這里成為成為媒體的競逐之地，例如《大公報》、《文匯報》、《南華早報》、《明報》、《香港01》等，它們都在報界占有一席地之地，而政治傾向并不相同，報人隔空筆仗，已是尋常景象。
寫武俠小說的金庸，就是香港著名媒體《明報》的筆桿子，他和別人一手創辦了《明報》，憑借對1962年“難民潮”事件的頭條報道，確立了《明報》在香港的地位。金庸曾說：“（自己）當時是一手寫武俠小說，一手社評，一半是理性的，一半是感性的。”
報刊亭的危機也不獨中國一家，整個世界都在面臨紙媒的減少，就連法國這樣的文化大國，每年的紙質新聞訂閱量也有減少趨勢。
當下的報刊亭純粹依靠市場已經難以為繼，除了少數繁華商圈、大學城里的幸運兒，大部分報刊亭門可羅雀。當然，眾多報刊亭仍能在巴黎這樣的城市存續，靠的也不只是報刊售賣收入，還有政府每年拿出的補貼。
在巴黎，市政府扶持報刊亭，不是看重它的經濟意義，而是它的文化價值，是把它作為整個城市文化品牌的一部分來考量的。巴黎的做法，為報刊亭轉型提供了一個可供報考的范本，放眼寰球，不只是巴黎，在紐約和東京等國際化都市，報刊亭也沒有因紙媒的衰落就走向衰亡，而是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走向轉型。
例如，在紐約，一些報刊集團為了增加營收方式，維系報刊亭的存續，它們會主動跟商業公司合作，通過在報刊亭加入電子熒幕，滾動播放廣告的形式，來獲取更多收益。
轉型后的報刊亭猶如小賣部和傳統報刊亭的結合，顧客不僅可以買到《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美國老牌報紙，也能購買飲料、醒酒精油、手機套、充電器、雨傘、耳機、口香糖等物品。與此同時，有的報刊亭會加入APP或者網絡平臺購買鏈接，方便顧客可以在線上選好商品，有空再去報刊亭領取。
為什么巴黎和紐約重視報刊亭的轉型？以巴黎為例，從文藝復興時代到如今，巴黎都是享譽全球的文化名城，巴黎最被世人熟知的顯然不是它的經濟，而是巴爾扎克、雨果、福樓拜、普魯斯特和他們身后的文化地標。巴黎以文化立足，建設報刊亭，是巴黎基于整個文化圖景的考量。設想一下，一座游客漫步可見報刊亭的城市，和一座四面八方都是鋼筋森林的冷酷怪獸，何者更能溫暖人心？
在巴黎，報刊亭的經濟職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一座城市文化底蘊的呈現，它彰顯了一個國家對文化的尊重。
巴黎街頭的報刊亭
受制于不同的審核氛圍，香港的報刊亭經驗顯然不能被上海完全照搬，但它至少說明一點：報刊亭的消亡并非理所當然，紙媒減產，線上閱讀盛行，但報刊亭依然可以通過轉型，找到自己曾經的受眾。
一座文化名城不必處處都缺少報刊亭，可如果市民去找一家報刊亭，都要付出比從上海到蘇州更長的時間，那他們即便同情報刊亭，也只能目送它的慢慢消亡。
報刊亭不只是窗口，它曾經也是社區和學校里的一個小型公共空間——促進人與人交往的線下渠道。在報刊亭，與人寒暄，談論公共議題與家長里短，都是一點點具體但實在的聯系，它或許并不偉大，可他對一人很重要，這部分人包括兒童、青年、社區老人、社區工作人員，乃至城市里對紙質雜志仍存有感情的人。
其實，回顧那些消失的報刊亭，它們并非都是因為無人光顧而停業?！逗闷嫘娜請蟆吩凇兑粋€上海24小時報刊的最后一晚》里采訪了報刊亭老板賈金武，文中寫到報刊亭關門的原因：“聽說書報亭是郵政要關。沈老師說，電視上說，是因為影響交通?！?/p>
在東方書報刊公司退休的前組長與賈金武交流時，他們也討論了政府為什么要整治書報亭：“前組長的看法是，現在開書報亭的外地人太多了，可能有 90% 以上，他們完全不注意門面，搞得一團糟。他肯定了賈金武的書報亭，賈金武是個上海人，早年在上鋼三廠。賈金武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說，不能這么說，外地人上海人一樣的?！?/p>
說到底，報刊亭的崛起與關停，其實都不是一個純粹的市場行為，報刊亭在中國的發展本身就是政府介入、政府主導資源再分配的一部分。報刊亭本來就不是一個純粹看經濟效益的角色，而是承擔了就業、文化傳播、社區關懷等方面的職能。據此，如果純粹從經濟本位來談論報刊亭的得失，也只是一種窄化的分析。
作為八零和九零年代的童年回憶，報刊亭正在退出人們的公共記憶。2021年7月，上海一個中學生寫信給《中國青年報》，呼吁恢復報刊亭，他在信中寫道：
“我是一名初一學生，住在上海市浦東區聯洋社區。
20多年前，我所在的社區還是一片良田，現在是有18個樓盤、1.2萬多戶居民的大型國際社區。我們社區配套了一個東方書報亭，它伴著我長大——我從一個看《幼兒畫報》的娃娃成長為看大厚本雜志的少年，而書報亭卻在去年7月被拆除了，我親眼看著它被吊裝到卡車上運走了……
上海曾經有近3000個東方書報亭，統一設計的紅色線條玻璃房子非常漂亮，被譽為上海的‘城市名片’，它們為上海的文化和精神文明發展作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
隨著網絡媒體的興盛，紙質媒體的消費者越來越少。我在與書報亭老板的聊天中得知，大部分書報亭老板都靠違規賣雜貨來維持生計。這些‘不倫不類’的書報亭最終被‘團滅’了?，F在的上海街頭幾乎沒有書報亭了?！?/p>
閑下來合作社，社區閱讀和連接他人的另一種可能 ?宗城
在這封信里，這位初中生不但說到報刊亭的消亡，也說到報刊亭對于學生和社區老人的重要性，他在信的末尾寫了幾段觸動我的話：
“除了我們學生，很多成年人也愿意零買報紙，比如視力不好的讀者，閱讀量不大的讀者，經常不在家的讀者，喜歡一張報一壺茶的清歡的老年讀者……
我們社區書報亭的老板曾告訴我：書報亭還有很強的社區功能——在為社區服務的近20年里，它已經成為社區居民們免費而溫馨的社交場所。如果有人想了解，我可以做一份小小的社會調查報告。
我想，報亭不盈利只是個經濟問題，街道上的綠化需要公共財政去負擔，書報亭作為居民文化生活的綠洲，為什么不能獲得財政補貼呢？市容美觀固然重要，居民的精神生活也不應該因此受困！”
想象一下，如果我們的社區有報刊亭，家里的孩子和老人不用走幾步路，就能讀到最新刊登的報紙，他們可以跟報亭主人聊天，也能在報刊亭逗留，與偶遇的人談起報紙和雜志上的見聞，久而久之，報刊亭就是一個小的親密共同體，是社區居民打破疏離關系的一種方式。今天的城市不缺少鋼筋森林，不缺少高墻與鐵門的阻隔，缺的是日常生活的親密關系，一個個小的共同體，人們比過去更陌生于自己的鄰居。
但是這些都無法被經濟指標量化，正因如此，報刊亭的作用不是純粹經濟數據可以衡量，經濟很重要，市場很重要，但是，當生活中一些重要的事物正在越來越被殘酷的市場邏輯所淘汰，人們不得不加以警覺。進一步說，這所謂的市場邏輯，本來就已經在權力和資本的把玩下扭曲了，否則，公正的市場邏輯，又該如何審視過去二十年中國變態上漲的房價？有多少人的生之重負、多少美麗事物的毀滅，都拜這高昂的地價所賜。
一座文明的城市，不只是健全者和成功者的城市，它具有包容之心，具有對勞動者基本的慈悲。當我看到那些拆毀的報刊亭，去到舊址，站在物是人非的馬路邊，我心想，那些報刊亭的經營者，現在又在何方。那些十年前、二十年前，因為下崗而失業，又通過報刊亭勉強度日的人們，如今失去報刊亭，他們又該如何熬過冬天冰冷的長夜？
這些年，成千上百個報刊亭因為占道經營、有損市容等理由被拆除，那些空出的土地又用在了哪里，房地產商建起來鋪天蓋地的高樓，那繁華鬧市中一排排商場、酒吧、沐足店、會所，又是否比報刊亭更彰顯市容，更能體現一座城市的文明之心？
當一座城市連幾座報刊亭都容不下，它的文明是可疑的。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宗城，36氪經授權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