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三和他的七人黨》：“等你出來了，大家全都死翹翹了。”
過去30年，日本作為老齡化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在養老服務、長護險、銀發經濟等各個方面積累了許多值得學習借鑒的經驗。
但在未來30年，日本將進入“超級老齡化”階段，出現迥異于過去30年老齡化的特點：高齡老人規模迅速膨脹，2065年將達到全部老人的2/3、全部人口的1/4，對醫療護理費用和勞動力供給提出嚴峻挑戰；而且日本老人的整體財富收入水平也會大幅下降，每月的國民年金將低至4萬日元，約人民幣2500元，從過去“人老了，錢很多“變成未來的”人老了，錢沒了“的新階段。
在接下來的30年時間里，日本能否成功應對更加劇烈的老齡化難題，或者，將被有史以來人類社會最為嚴重的老齡化所壓垮？
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測算，2053年，日本總人口將減少到1億人以下，為9924萬人，2065年將進一步減少到8808萬人。
與此同時，2065年65歲及以上老人為3381萬人，在總人口中占比38.4%。而75歲及以上高齡老人的數量從2015年1632萬人上升到2065年的2248萬人，在總人口中的占比從12.8%上升到25.5%，在65歲及以上老人的占比為66.5%。
相應地，作為勞動人口主力的20-64歲人口數量則快速減少，將從2015年的7123萬人減少到2065年的4189萬人，減少2934萬人。
高齡老人不斷攀升的背后，是由于二戰后日本醫療健康領域的進步，使國民預期壽命不斷提高，在發達國家中排名第一。
預期壽命延長本來是社會進步的結果，但同時也帶來諸多難解的問題，比如養老金支付壓力加大，醫療護理需求急劇增加，相應的人才供給極其缺乏。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本土經濟長期停滯，與之相伴隨的是日本國民收入水平一路向下。
從日本家庭年均收入看，1994年的家庭年均收入為664.2萬日元，是平成時期（1989-2019）最高水平，此后一路下滑，2000年為616.9萬日元，2005年為563.8萬日元，2010年為538萬日元，2016年回升到560.2萬日元，20多年的時間里減少100余萬日元。
從日本家庭年收入中間值（中位數）看，平成時期日本家庭年收入中位值1995年為550萬日元，2000年為500萬日元，2005年為458萬日元，2010年為427萬日元，2016年回升至442萬日元，20多年間減少約110萬日元。平均值之所以比中間值高出很多，主要是由于占少數的高收入家庭收入大幅增加，從而提高了整體平均水平。
再從家庭收入分段統計看看，年收入350萬日元以下的低收入群體，2016年的占比較1989年普遍提高，而年收入400萬到850萬日元的中等收入群體占比，則普遍下滑，而在1200萬日元以上的高收入群體中，2016年占比相較1989年有一定提升，凸顯了貧富差距加大的現實。
日本國民收入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在經歷戰后數十年高速發展后，至1990年代國內發展空間已經相當狹小，日本企業遂將投資重點轉向海外，而對本土投資則一路下滑，致使本土高收入就業機會大幅減少。
同時日本政府和企業為提高本土競爭力，放松了對年功制、終身雇傭制的堅持，轉而加大了就業和雇傭的靈活性，以降低用工成本。此間非正式員工人數快速上升，從1990年的不到一千萬上升到2018年的2000萬，致使整體收入水平也同時下降。
日本國民整體收入水平的下降，帶來的必然結果是老人收入下降乃至貧困化。據日媒報道，現在每4個老年人中，就有1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日本老人的貧困化，大概率會在未來30年加速提升。
根據日本統計局對各年齡段家庭儲蓄與負債的調查，2019年時50-59歲、60-69歲、70歲及以上的家庭都是儲蓄大于負債，而且年齡段越高，儲蓄越多、負債越少。
事實上，之所以過去30年日本老齡化能夠比較成功地應對，日本銀發經濟能夠蓬勃快速地發展，正是由于這些高儲蓄、低負債的團塊世代（戰后1947-1949年嬰兒潮出生）為主的老人，他們為日本社會進入老齡化之后的經濟內需、社保支出提供了強大的購買力和支付能力。
但是當2019年時的小于30歲、30-39歲和40-49歲等中青年群體，在未來30年逐步踏入老后生活，日本會發生什么？
這群人生長在經濟停滯的平成時代（1989-2019），收入低、儲蓄低、負債高，他們還能像前30年的高儲蓄、低負債老人那樣支撐得起龐大的銀發經濟內需嗎，他們還能支撐得起龐大的醫保和長護險支出的個人承擔部分嗎？
日本養老金制度設計的核心人物、被稱為日本養老金改革的“鐵腕大廚”的高山憲之，在去年接受的一次采訪中說，現在日本每人每月國民養老金（養老金第一支柱，對老人生活進行最基礎保障）6.5萬日元，假設經濟不增長、工資不變、物價不變的話，在自動平衡機制下，未來的30年后會降到約4萬日元。
6.5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500元，4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100元，和目前中國城市養老金水平相當，甚至低于不少一二線城市水平。而且必須注意到，日本的食物價格比中國高得多。那么在沒有其他儲蓄投資的情況下，這樣的養老金能夠維持怎樣的生活水準，可想而知。
過去30年，日本養老金支出堪稱飆升，而這個趨勢將在老齡化持續加深的背景下繼續發展下去，未來十分堪憂。
養老金支出在1970年時只有0.9萬億日元，1980年為10.5萬億日元，2000年劇增到41.2萬億日元，2010年為53.0萬億日元，2017年為56.7萬億日元，占社會保障支出總額的47.1%。
而且為了提高前述非正式員工的養老保障，同時也是為了提高養老金的繳納收入，日本在過去幾年通過立法，如2012年8月《年金功能強化法案》，2012年11月通了《年金生活者支援給付金法案》，擴大對非正式員工的覆蓋范圍、降低其參保成本。經過這些調整，到2017年底，加入厚生養老金的人數達到4358萬人，比上一年增加了2%。但此舉某種程度上也加重了養老金未來的給付負擔。而且許多年輕人認為日本養老金的“下一代補貼上一代”機制不夠公平，越來越多人選擇不參加養老金。
由于日本養老金采用的是現收現付制，如果當期勞動人口繳納的養老金費用低于當前退休人口的支出費用，缺口就需要財政資金或者是發行債務來填補。所以伴隨養老金支出高漲的是日本債務總額不斷攀升，截至2021年底，日本的GDP為4.94萬億美元，債務規模高達1216萬億日元，約12.69萬億美元，是GDP的256.88%。
為了解決養老金難題，日本持續進行推遲退休年齡、延后領取養老金的政策改革。
日本于1986年制定《安定法》，開始實施60歲退休制度。2004年日本對該法進行修改和完善，要求企業分階段提高退休年齡，最終提高到65歲。日本從2013年4月1日開始實施再次修訂的《安定法》，規定企業必須取消繼續雇傭的限制條件，讓有工作意愿的員工都能工作至65歲。由于新法的實施規定了企業雇傭的義務，因此該項制度也被稱為“65歲退休制”。
而到了2018年9月，安倍晉三再次出任首相一職，隨后更是提出“終生勞動”制度。2020年3月，日本參議院以多數票通過了《安定法》修訂案，要求企業履行雇傭老年人的義務，并雇傭希望繼續工作的老年人到70歲，將于2021年4月開始實施。
同時日本養老金激勵老人延后領取。制度規定，60—70歲之間可以根據個人的身體狀況靈活領取養老金，而65歲以后每推遲一個月領取養老金時間，可以在法定養老金的基礎上增加0.7%；60—65歲之間每提前一個月領取養老金，在法定養老金的基礎上則減少0.5%。領取時間越早，每月領取的養老金金額就越少。
雖然政策意圖是激勵人們延后領取養老金，但實際效果仍需觀察驗證。而且這只是“緩兵之計”，離真正解決還遠得很。支出端不斷向上（領取養老金的老人數量越來越多），而供給端（繳納養老金費用的勞動人口數量及繳納金額越來越少），這幾乎是一個無解的問題。
也許唯一的希望，是期盼未來的某個時點，日本本土能再次發生一次經濟奇跡，讓收入的快速增長解決掉龐大的債務負擔。
緊接著養老金缺口難題的，就是在老人尤其是高齡老人快速增長的未來30年，如何有效控制日本醫療護理費用的快速上漲？
一位老人從低齡進入高齡，醫療護理費用將出現快速增長。根據一項日本研究，2014年，64歲以下人均醫療費用的平均值為18萬日元，而低齡老年人（65～74歲）醫療費用的平均值為55.4萬日元，高齡老年人醫療費用的平均值為90.7萬日元，是前者的164.9%。而在護理方面，高齡老年人的人均護理費用是低齡老年人的10倍。
如前文所分析，未來日本高齡老人快速增加，75歲及以上高齡老人的數量從2015年1632萬人上升到2065年的2248萬人，增加37.7%，將給醫療護理費用帶來持續的上漲壓力。
又根據厚生勞動省的統計，到2025年，每5名日本人中就有1名老年人患有認知癥或者帶有認知癥癥狀，其人數將達到700萬人，所帶來的護理負擔及費用將進一步擴大。
因此有學者預測，2025年日本社會保障的總支出將達到148.9萬億日元，與2017年相比將增加23%。其中，養老金支出沒有太大增加，而醫療費用支出將增加38%，護理費用將增加86%。
為控制醫療護理費用過快增長，在債務負擔已然是泰山壓頂的情況下，日本只能讓老人自付比例適當提高。
2017年6月，日本通過了《護理保險法修正案》，這是護理保險制度自2000年4月實施以來的第五次改革。為了確保護理保險制度的可持續性，該修正案對制度中個人所承擔的費用部分做了調整，主要是在第一號被保險人中，針對收入較高人群，將個人承擔部分由20%提高到30%，從2018年8月開始實施。具體內容包括：對養老金等總收入達到340萬日元的人，將個人承擔部分由20%提高至30%；總收入280萬日元的人所承擔的部分為20%；總收入不到280萬日元的人仍承擔10%。目前，日本加入護理保險的被保險者為496萬人，其中需要承擔30%的人有12萬人，占2.4%。
第二個辦法是降低藥價，通過提高仿制藥使用率等手段來降低醫藥費用。日本仿制藥使用率在發達國家中處于較低水平，2005年只有32.5%。通過診療報酬等方式促進仿制藥的使用，大幅提高其使用率，2017年達到65.8%。日本政府計劃到2020年將仿制藥的使用率提高到80%的水平。
這些辦法是否能夠有效應對未來醫療護理費用的上漲，仍需觀察，但不可否認的是，未來日本老人的生活負擔將會越來越重。
當老人進入到高齡階段，失能率相比低齡階段大幅提升，對護理服務的需求也快速上升。
二戰后的日本，家庭結構逐漸從三代同堂大家庭為主逐漸轉變到核心家庭和單人家庭為主，由此帶來的問題是，高齡老人的護理需求在一部分依靠家人的同時，越來越多的需要依靠社會化服務來解決，由此產生大量對護理人才的需求，和越來越難以解決的人才缺口。
在日本，低齡老年人護理高齡老年人的“老老護理”現象較為普遍。根據有關調查，在與被護理者共同生活的護理者中，有69.0%的男性和68.5%的女性年齡在60歲以上。另外，患輕度認知癥的老年人照顧患重度認知癥家庭成員的現象也不罕見。
對失能老年人的護理占用家庭成員的大量時間精力，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辭掉工作，專門在家護理老人。據統計，2017年以護理、照顧病人為由離職的人約有9.9萬人。
在家庭成員解決一部分高齡老人的護理需求之外，還有很多單身、孤寡、獨居的失能老人需要依靠社會化的護理人才提供護理服務，但根據調查，由于護理工作強度大、社會地位和工資待遇低，日本養老護理機構中的護理人才不斷流失，養老護理人手奇缺。
2018年日本的總求人倍率為1.35，但在護理領域高達3.5。據厚生勞動省在2018年5月的預測顯示，到2025年，應對老年人的護理將需要245萬護理人員，照目前情況來看會出現34萬人的缺口。而且隨著時間的推進，這個缺口只會越來越大。
為此，日本著力提高護理人員工資，以提高崗位的吸引力。
2017年4月，日本政府為了確保護理人員的薪酬收入，臨時將護理報酬提高了1.14%，以此防止護理人才流失。
2017年12月，日本政府召開了2018年預算編制會議，決定從2018年開始將護理報酬上調0.54%。護理報酬是針對護理服務的公共定價，提高護理報酬主要是為了增加護理人員的收入，減輕因人工成本增加導致其經營受影響的護理設施經營者的負擔。根據厚生勞動省的調查資料，護理行業從業者2016年的平均收益率是3.3%，遠低于2014年的7.8%。
但護理人員的工資仍然比日本整個產業的平均月工資低10萬日元。日本政府從2019年10月開始，對在護理行業連續工作十年以上的護理人員增加每月平均8萬日元的工資待遇。
另一個辦法，就是引進外國勞動力。
日本政府1990年代初就開始了招募外國留學生并由日本政府出資培養護士和介護士的項目，在2008年從印度尼西亞接收護士及候補養老護理員的移民，在之后的2009～2014年又分別從菲律賓和越南接收護士及候補養老護理員移民。
由于護士需3年內通過日本國家考試，養老護理員需4年內通過國家考試，許多人由于很難通過日語考試而回國。因此日本護理行業從2018年開始設立專門的日語測試，改變過去的測試方式。此前日本針對外國人的日語測試一般重視筆頭能力，今后護理行業的測試將把考察重點放在與護理現場相關的知識以及進行交流時所需要的用語方面。
根據日本介護士教育協會，2020年新入學的外國人介護留學生人數超過2019年的2037人，達到2395人，占總入學人數7042人的34%，已3年持續增長。
介護留學生按照國籍區分，前五依次是越南1015人，尼泊爾304人，中國285人，菲律賓274人%，印度尼西亞153人，基本都是來自亞洲收入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據稱日本政府實施了介護士薪資待遇提高補助、達到平均年薪440萬元，約合人民幣23.32萬元，對于低收入國家的勞動力有較高的吸引力。
另外，2017年9月，日本實施《出入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修正案》，在留資格中新增“護理”項目。同年11月，日本開始實施《技能實習優化法》，這是有關在日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的新法律，日本的護理領域成為可以接收外國實習生的新行業。
不過以日本社會的保守特性，引進外國勞動力的數量可能長期保持低位水平。而且如前文分析，日本老人和日本政府兩個層面的支付能力都存在嚴重不足，那么就很難開出讓經濟快速上升的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心動的工資，從而難以有效吸引大量外國勞動力來日本從事護理工作。
此外，日本還對護理機器人的開發進行支持。
日本厚生勞動省2010年9月7日召開了“護理福利機器人推廣項目研討會”，討論了護理福利機器人開發的現狀、為實現實用化制定安全標準等問題。
2012年11月22日，經濟產業省與厚生勞動省聯合公布了《機器人護理利用的重點領域》。此后，依據《機器人護理機器開發5年計劃》，經濟產業省與厚生勞動省聯合建立了護理機器人的開發應用促進體制。從2013年開始對《機器人護理利用的重點領域》中所指定的五大特定領域的開發予以重點支持。
2014年厚生勞動省為支持福祉用具、護理機器人實用化事業提供了0.8億日元的預算。經濟產業省為支持機器人護理設備的開發提供了25.5億日元的預算。這些預算用于為開發機器人護理設備的民營企業提供1/3～1/2的補貼及支持大學、企業建立研發聯盟。
可以看到，十多年前日本官方就開始支持對護理機器人的開發，網上也能搜到一些日本護理機器人的信息，但政府支持力度不算太大，而且目前仍然缺少功能完善、成本可接受的產品，未來中短期內似無可能大規模應用。再加上日本引進外國勞工的保守態度和支付能力不足，日本護理人才的缺口仍將長期存在。
而這個缺口如果長期不能得到解決，將使日本老人所得到的護理水準嚴重下降，安享晚年成為泡影。
2021年12月，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了2020年度關于高齡者被虐待情況的調查結果， 2020年，該國老年人受虐待事件超17000件，比2019年增加逾350件。
在高齡老人持續增加、護理人才嚴重不足的未來，虐待老人事件的數量和頻率或許會越來越高，那么將會在養老金和醫療護理費用給日本經濟帶來嚴重沖擊的同時，又因為虐待老人事件頻發，而給日本社會心理造成重大沖擊。
正在到來的“超級老齡化”，將使未來的日本變得無比脆弱。
《少子老齡化社會：中國日本共同應對的路徑與未來》，張季風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日本社會變遷研究（第四卷）》，中國日本史學會，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
《日本文論（總第1輯），楊伯江 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日本研究文選（1981-2020）》，楊伯江 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日本促進高齡勞動者就業的經驗啟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丁英順，《人民論壇》6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