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有一天我的老板和騰訊的馬老板站在了同一條賽道。
3月24日，騰訊宣布降本增效。而我的老板，大概從今年2月開始，每天要在辦公室喊八百遍“降本增效，降本增效”。還好，她現在“降本增效”的目標主要還是自己，比如把下午的星巴克美式換成了自己手沖的咖啡，用的還是山姆超市100塊錢2斤的咖啡豆。
降本增效正在成為互聯公司的共識。大廠們忙著歡送畢業生，縮減業務線。體量更小的創業公司們，則在探索著各自的存活之道。
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曾說，企業家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是跨周期經營的能力。當這一課無比真實地擺在企業主面前，個中滋味也變得復雜起來。
以下是親歷者的自述——
我是一家小廣告公司的老板，公司最多有15個人，現在剩7個，還從寫字樓搬進了公寓，租金也從每年40萬變成了18萬。這是我在研究了幾個月降本增效后，找到的唯一靠譜措施。
想法是在過年期間冒出來的。
我家所在的小區年輕人比較多，不少一樓被租了下來，改成小的咖啡店或是美甲店。某天，我一樓等電梯的時候聞到了咖啡味，突然有了靈感：直接租居民樓辦公吧。
但我內心也有些慌張。這意味著告訴所有員工，公司的現金流遇到了狀況。另一方面，在居民樓里辦公，說出去總有些丟人，他們會不會因此而離職？畢竟，公司人力剛剛好，有人離職意味著我得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招人和磨合。
至于我個人事業的挫敗感，我沒精力顧及了。
糾結了一個春節后，開工的第一天我回公司開了全員會，征求大家對搬進居民樓的看法。為了讓大家支持，我先發射了一劑糖衣：由于公司運營成本降低，每周五下班后大家可以公費聚餐且老板本人不在場。
我算了一筆賬，按照每人150元的餐標，每個月也就3000多塊錢，一年不到5萬塊。相比節省出來的20萬房租，顯然還是劃算的。不過，這筆具體的賬單，我沒和大家細說。
那次會議后，我就抓緊時間找房子，最終花18萬的年租金，租下了現在這套150平米的房子。
搬家前，我給所有人買了1000塊一把的辦公椅，在廚房放了咖啡機，還手繪了一面墻，以營造溫馨的感覺。只不過這個手繪我只花了顏料錢，最終是由公司的兩位設計完成的。
而我先前的擔憂好像也沒有變成現實。我的員工們原本每天中午點外賣，開始在公司里做起了飯。某天早晨，我來上班的時候看到一個員工在廚房里熬湯，另外一個正在洗菜給自己準備沙拉。
好嘛，我司進入了全員降本增效了。我在心里和自己說，然后走去咖啡機邊上，拿出從家帶來的咖啡豆，給自己做了一杯成本不足5塊的咖啡。
我是一家品牌公司市場部的小主管，此刻正坐在辦公室里刪自己挨罵的帖子。
“小紅書招募原創，萬粉100元，素人10元。”當我硬著頭皮在豆瓣和自己微信群里發出招募時，很快就有人在下邊嘲諷我：品牌白嫖也得有個限度，這是什么跳樓價？
緊跟著，評論區就被整齊劃一地“跳樓價”攻占了。
距離帖子發出去不足兩個小時，我沒吸引到一個合作方，只招來了一堆罵。我也很無奈，趕緊刪掉了豆瓣帖子。
招募 KOL，這本來不是我的工作。按照之前的流程，我只需要把每次活動的主題給到合作的 MCN 機構，他們會負責匹配合適的 KOL 進行發布。正常情況下，一萬粉絲的小紅書博主報價在300元左右，我們會一次性購買上千個小紅書博主。
但最近，由于公司預算緊張，我的老板天天琢磨著怎么降本增效，比如她幫我想到了一個好辦法：繞過 MCN 這道中間商直接聯系博主，把單價壓到150元。
接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兩眼一黑，心想自己這鍋是背定了。作為前MCN機構從業者，我知道KOL 給熟悉的MCN 機構低于市場的報價，是默認的行規，但我的老板不信。
沒辦法，我只能照辦。為了給博主留出砍價的空間，我還把價格壓到了萬粉博主100塊。但半個月后，我收到的全是注水賬號。
我還是把他們做成excel在釘釘上發給了老板。半個小時后，老板接收了我的文件，又過了兩個小時，她回復我：這次還是走MCN吧。
“好的。”我趕緊回復。
之后的時間里，我一邊聯系合作方，一邊在心里幫老板算了筆賬：先是我半個月的工作沒為公司帶來任何實際價值，徒增了用工成本，接下來因為活動將至，我又得加班推進正常流程。這意味著，我加班，老板付加班費。
老板一頓降本增效的操作后，成功完成了增本降效。而我從乙方跳到甲方，本以為要揚眉吐氣了，結果作為貧窮甲方，只收獲了一堆嘲諷。
我理解老板的難處——要預算難、沒預算做成績更難、沒成績更要不來預算。如此循環下去，業務的死結越系越緊，最終很有可能走向裁員。我心疼老板，但我也沒太多時間心疼老板，畢竟，一旦裁員，我一定是走在她前邊。
我是杭州一家公司的行政，自從老板決定降本增效后，我每天巴不得貼著墻根溜進辦公室。因為我親自發給同事們的那些郵件，我自己都覺得離譜。
比如前幾天，我發了一封全員郵件：
“親愛的家人們，為創造綠色低碳的辦公室環境，我司決定對用紙量進行考核。每人每月用紙量為50張，超出50張的家人，請走釘釘進行額外的物品申請，并注明詳細原因。”
在發完郵件的那一刻，我就倍感羞愧，簡直想讓自己隱身，好讓同事們都看不見我。那天下班，我在電梯里碰到同事，感覺他們看我的眼光充滿了玩味。我沖他們露出一個尷尬的笑容，繼續低頭默念看不見我。
幾天前，我還發了一封每天上下班必須關電源的郵件，并提出了對應的考核措施——一次警告、兩次全員通報、三次罰款。
目前，我已經警告過十幾位同事了。但相比年初的事情，這些都還不算尷尬。
今年年初，我在老板的授意下，重新核算了公司的用工成本。除去員工薪資外，工位租金、茶水間消費、辦公用品的損耗以及公司的水電費、物業費等，都要根據每個部門的不同人數，一一分攤到各部門負責人的 KPI 里，而部門盈利的數字，將成為每個部門年終獎的唯一考核標準。
也就是說，哪個部門掙得越多、花得越少，年終獎就越高。
在核算成本前，我們公司剛剛從一個300平的辦公室搬到了1000多平的辦公室——因為去年公司開辟了新業務，用工需求陡增，老板天天催我們趕緊去找新辦公室。
很快，我們就選定了這間視野和位置都不錯的辦公室，站在公司明亮的落地窗前，可以看到灑滿陽光的街道，再往前走兩步，就是寬闊的錢塘江。搬家那天，我和部門的同事通宵在新辦公室里干活，還拍了短視頻記錄。
然而，甜蜜很快就變成了負擔。公司的新業務沒有徹底跑通，加上市場消費走低，所謂的第二增長曲線，最后增長更多的是成本。
我把各項數據抄送給各部門負責人后，老板在第二天開了一個高管會。一周后，公司的一位高管提交了離職申請——那是一位很有能力的高管，為公司帶來過上百萬的利潤，老板曾公開夸獎過，他的加入是公司最成功的招聘之一，但現在老板失去了他。
我是上海一家餐廳的老板，餐廳加后廚面積一共200平。餐廳是2018年開的，今年3月28日，受上海疫情影響，我選擇了暫停營業。
在此之前，大概從3月10日開始，店里的生意就已經斷崖式下滑了。原本每日10000元的流水，變成了幾百塊，有時候店員在門口站一天，廚房唯一的開火是為了做員工餐。
但我沒有解散公司。這意味著，一分錢不掙的我，每個月光員工薪資就得支出8.6萬，加上房租，每月的成本大概是13萬。
賺不到錢了，我只能琢磨著怎么控制成本，創造收益。最后在朋友的介紹下，我找了個兼職，幫一家福建餐飲公司搭建廚房，項目前期我不用去當地，線上協助對方挑選后廚器材，敲定設計方案。他們年前剛剛完成融資，正是兜里有錢的時候。
3月17日，我就坐在自家餐廳的椅子上進行了線上面試。我在圈里也算有作品，聊了1個小時，我的入職就敲定了。
但面試過程中我其實挺緊張的。不是怕面試失敗，而是怕員工突然闖進來，撞到我在搞副業。好在，擔心的局面并沒有出現，我最終成功以顧問身份入職，每月底薪3萬。談妥的那一刻，我想的是，手里的現金流終于能多堅持幾天了。
我看中的當然不只是這些收入。我盤算著，如果順利，等疫情結束，我還能帶著自己的公司跟對方展開更深度的商業合作。
3月28日，我正式歇業，除了在工作群里和大家互問今天搶到菜了嗎？就是在給別人家餐廳打工。
圖片來源于網絡，侵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