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爺爺奶奶們認為多子多福，所以生了我爸爸、大爹、姑媽、小姑四個孩子；我爸爸媽媽們認為養孩子老了有依靠，所以即使在最嚴的計劃生育年代還是生了我和弟弟兩個孩子；如今他們催促著我趕緊結婚生孩子，可我卻想不出為什么要生孩子？。”
25歲的小琴畢業后，面對家人們突然開始的催婚，產生了這樣的疑問。她從來沒想過，一直讓父母引以為傲的自己，會成為他們的“說嘴”對象，而原因只是“還沒有結婚”。
“我不明白他們怎么突然就變了，明明我小時候每次取得好成績，他們都那么開心。我都還記得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后，他們和親戚聊天假裝不經意的說出我考上的大學名字后，還要再加上一句‘是所985’的自豪表情。怎么大學讀完，就因為沒有男朋友，我想繼續讀研變優秀，或是努力工作尋求更好的發展，就不能讓她們像以前那么自豪了呢？”
小琴嘗試過和家人溝通，但媽媽給出的說法是，事業可以以后慢慢拼，但生孩子要趁早，早點結婚才能早點生孩子。這樣的說法令小琴哭笑不得，她為此和媽媽爭辯道：“那我為什么不能先拼事業，有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再生孩子？”
“生孩子得趁早，二十多歲生完好恢復，年紀大了不好生。”
“不好生我就不生了，去領養一個，或者不要小孩。”
“沒有小孩，你老了怎么辦？”
“老了，我有錢可以去養老院。”
......
最終她和媽媽的溝通以無效告終。
父母們延續著養兒防老的思想，認為有了孩子將來才能老有所依，生孩子是人生的必須項，而年輕人卻認為自己的財富積累才是保障，更傾向于先積累財富，對于結婚生子的態度則更多的是順其自然。
至于將來會要幾個小孩，小琴表示：“雖然媽媽一直給我說生兩個孩子，他們相互可以陪伴，但如果我生孩子大概率還是生一個。”她認為，生孩子并不是把他生下來，提供一日三餐之后托付給學校，父母能給到教育陪伴以及創造出好的成長環境才是養孩子的前提條件。“我得確保我能同樣給到兩個孩子這些，我才會去生二胎。可現實問題是，攢夠足夠的物質條件后，我的身體條件是否還能生二胎？我是否還有同樣的精力去陪伴和教育他？”
同樣擔心自己沒法給孩子創造一個好的成長環境，27歲的王月表示自己可能以后不會選擇要小孩：“我覺得我的性格太過內向悲觀，大學畢業后我就一直幫家里的生意弄電商的一些小事。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至今母胎solo。我不確定我會不會結婚，而即使結婚了我也不確定我是否可以教育小孩，我不想讓ta像我這樣孤僻，但是顯然我可能沒法教育ta如何成為一個外向樂觀的人。”
在當代年輕人的觀念中，生孩子的意義已經不再是“為了XXXX”的手段，而是滿足多個前提之后才考慮的“結果”，這顯然與傳統觀念產生了沖突。在4月18日《人民政協報》發布的題為《如何破解適齡人群不婚不育難題？人大代表這樣說》的文章中，湖北省荊州市人大代表、荊州市婚姻家庭法學會會長、長江大學法學院院長李華成教授表示，我國一直有著早婚多育的文化習俗，“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多子多福”一直是我國歷史上的主流文化觀，而“不想婚”“不想生”現象主要發生在近些年。
值得一提的是，李華成認為，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大學生很容易受到西方一些不良婚育觀的影響，這也與社會上“教育耽誤婚育”的觀點頗有相似之處。此前，江蘇省統計局網站曾發布報告《2021年江蘇常住人口自然增長率首次轉負》，統計數據顯示，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中，生育一孩居多，接近70%；高中文化程度者生育一孩和二孩的占比相當，都在47%左右；小學及以下、初中文化程度者以生育兩個及以上孩子居多，占比分別為63.42%和59.21%，在未生育的女性中，高學歷者所占比重也超過了一半。并給出結論：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會導致少生或不生。
此文引發起不少網友議論：“將教育和生育直接進行推導是否是對的，難道要為了多生孩子提倡‘女子無才便是德’？”
也許我們該去問一下，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究竟為什么不愿生孩子。
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年輕女性們，重視對孩子養育的“負責”，也重視對自己的“負責”。
23歲的小雨和男友相處穩定，對方父母也一直在催促他們結婚，然而小雨認為，現在結婚還為時過早。她表示，至少要等到自己和男友都在工作上有了一定的發展，存下一定的存款才會去準備結婚。“我們剛剛畢業開始工作，沒有什么積蓄，男朋友雖然工資比我高一些，但也不能說可以負擔所有結婚后的開支。如果這個時候去結婚生孩子，我們就得啃老了。可我畢竟也上了這么多年的學，我不想還成為一個啃老的人。”
按照科學的生育理念，女性的最佳生育期在23-30歲，30-35歲是次佳生育年齡，超過35歲就屬于高齡產婦，而一般大學畢業生的年齡普遍是在22-24歲之間。如果說女性想要在最佳生育期生孩子，就意味著她們畢業后就要開始準備著結婚生子。顯然，就像小雨所說，這個時候去結婚生孩子，大概率需要父母在物質上支援。但受過教育，思想獨立的她們一方面背負著父母供養自己上學多年，畢業后還要啃老的思想壓力，另一方面，她們也并不愿意自己上學多年，就是為了結婚生子。
“23-30歲是一個人的黃金年齡，是最佳的生育年齡，也是年輕人最佳奮斗的年齡。看你是用它來投資婚姻，還是投資自己。”29歲的慧心把23-30歲這段時間當作一道選擇題，她自己勾選了后者。
慧心2015年畢業，從北京輾轉到義務、寧波，之后又回到義烏，從網站編輯到新媒體運營，最后做到一家中型設計公司的設計總監，月薪16K+，年底有分紅。一路走來，她已經成為別人口中的“大齡剩女”，但是對于當初的選擇，慧心沒有任何后悔。
“像我這樣大學畢業以后普普通通正常工作的人，可能得到二十八九歲才會有職業上小的高峰，或者說積累到足夠多的經驗、人脈，去實現一個轉身。這個時候是我事業的黃金期，我正想努力一把的時候。如果這個時候讓我去結婚，我可以結婚，但我絕對不能生娃。”慧心并非是只顧事業的極端不婚主義者，只是在人生價值體現的排序中有著自己的準則。“坦白講，我以后應該會要一個小孩，但這也得是幾年之后了，如果那個時候我身體條件還允許。”
生育優先度的后置，帶來的是生育年齡的增大，進而是少生甚至不生。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中國婦女的平均生育年齡已達29.13歲，即將超出最佳生育期的上限，而我國的婚育年齡還依舊在不斷地推遲進程中。
25歲的王和就表示，自己女朋友一再和他強調過，以后結婚只生一胎。“可能是在網絡看了太多大齡生育的危害感到焦慮，她覺得過了28歲生孩子對身體很不好，而我們現在也來不及在28歲之前生兩胎。”
對此，在今年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周燕芳提出一條建言：鼓勵和保障在校碩士和博士生結婚生育。建議在校女研究生和博士享受法定產假，博士在產假期間也可正常領取補助；增加學制彈性，根據產假時長適當延長畢業期限。
對于有生育意愿，想生多孩子的人而言，這條建言十分有用，在校期間就可以就將結婚生子的問題解決，以后就能無后顧之憂的去打拼事業。然而，對于沒有生育意愿的人來說，這條建言意義不大。
23歲的文文，和談了兩年的男朋友是同一所學校里的在讀碩士生，兩人計劃好畢業兩三年后再結婚。但文文很早就對男朋友坦白過，自己以后要做丁克。“在父輩的傳統思想里，認為女性結婚后就是在家相夫教子，男主外女主內的。可是我和我男朋友兩個受教育程度是一樣的，以后的收入水平也不會差太多，我不想為了家庭犧牲自己。”
在文文看來，雖然社會提倡男女平等，但是在大眾的思想里，還是理所當然地認為有了孩子后，媽媽就應該多付出一些，而爸爸的主要職責就是賺錢養家。比起在家里圍著家務和孩子轉，還被說是“被養”的人，她更愿意是那個養家的人，她也可以賺同樣多的錢，在事業上創造價值。
今年兩會上也出現了一些針對生育女性職場保護的建議，如出臺男女同休產假政策、加大對女性聚集企業支持力度、建議用人單位允許女職工產后一年遠程辦公乃至給讓家庭主婦煮夫成合法職業，可申領政府補貼等。但文文依舊認為，她實現人生價值的途徑不只是生孩子。
今年33歲的劉丹，已經做了將近六年的全職太太，她很少能有個人時間：“老公跑工程，一走半個月。公婆在鄉下開廠子會補貼我們，但沒時間幫忙帶孩子。兩個小孩全是我在帶，大的剛上小學，小的才一歲多。”每天送大女兒上學和輔導功課，帶小女兒，要花費劉丹大量的精力和時間。“不是錢的問題，我也是大學畢業，但是現在只能圍著孩子轉，感覺生孩子犧牲了個人價值。”
除此之外，她的社交也少了許多：“我很少能和之前的閨蜜約會，每次她們都因為我帶孩子，不得不找那種帶有游樂場的商場，而且每次孩子都會出各種狀況，導致匆匆結束見面。”
實際上，DoNews觀察到，大部分年輕女性思想上并沒有脫離結婚生子的人生道路，不愿意生孩子更多是基于現實考慮的選擇。
“不是不愿意，是不敢，”25歲的林夕解釋，“我和我老公都是獨生子女，因為響應當時的計劃生育政策，我們爸媽生我們的時候也比較晚，現在他們年紀也大了，我們不得不考慮雙方老人養老問題。現在養小孩和我們小時候也不太一樣，養孩子的成本要高出很多，如果沒有一定的積蓄和穩定發展的工作，我們不敢貿然生小孩。”
大部分90后都是獨生子女，這也就意味著一對90后小夫妻肩上，還扛著供養四個老人的重擔。已經結婚一年的林夕也時常收到來自雙方父母催婚的壓力，但在她看來，生孩子前至少要攢夠30萬塊錢，其中給雙方父母各準備10萬以備突發之需，而剩下的10萬是作為生孩子的費用。“即使現在工作有生育津貼，生育時能報銷，一些政策給到生育家庭補助，但是對于養孩子而言幾乎還是杯水車薪，還得是自己有能力養。”
生一個孩子能用得了10萬嗎？
“能！”去年9月份在北京生完第一胎的小水對此肯定到。孩子剛7個月大的她大致算了一個賬：“懷孕期間，我因為孕吐住了5天醫院，之后正常檢查、拿藥，產前費用共花去近13200，報銷3768（ 其中門診檢查報效3000，掛號費768）后自費是不到一萬；順產實時報銷后產生費用1500，生孩子在醫院里共計花了11000。孩子日常需要的奶粉和尿不濕我家買的都是最便宜的，奶粉150元一桶（不少家庭是300塊錢一桶），一個月3到4桶520元；尿不濕8毛錢一片，一個月200元；孩子每天吃的ad和鈣每月 50元；衣服及被褥每月200元（嬰兒長的快，換的勤；衣服不止包含衣服，還有口水巾圍嘴等等數十樣，而且每一樣每一個尺碼都要備2-3件，要不換不過來）；7個月要吃輔食，每月100元，再加上玩具書本日用品打針什么的，每月花銷差不到在3000元左右。我是從外地嫁到北京的，公婆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媽媽也無法過來幫忙帶小孩，每個月還要再花7000塊錢請月嫂。算下來每個月花孩子的花銷是一萬塊，這樣的情況要持續到孩子3歲后進幼兒園。”
綜上，僅為了養育孩子，小水家每年的額外花銷超過12萬元。雖然她的花銷不能代表大部分家庭，但根據《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版 》中統計，0到3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也不低于10萬元，這相當于生孩子前必要的“起步資金”。
報告數據顯示，全國懷孕期間的成本是10000元，分娩和坐月子費用是15000元，0-2歲嬰兒的養育成本一共是64677元，從懷孕到孩子2歲，要花去89677元。原國家衛計委在 2017 年進行的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育齡婦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依次是“經濟負擔重”、“年齡太大”、“沒人帶孩子”，分別占 77.4％、45.6％和 33.2％，有超三分之二育齡家庭因為生育成本的壓力影響了生育意愿。
為此，國家及各地方政府也不斷給出一些補助政策，例如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費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再比如吉林省宣布向計劃生育的夫婦提供高達20萬元人民幣的貸款，外加減稅和現金捐贈；新疆石河子市對生育二孩家庭進行分娩補助，對0-3歲二孩家庭給予適量奶粉補貼；湖北仙桃市生育二孩家庭可獲1200元補助......但不少像林夕一樣的年輕人還是認為：“補貼只是補貼，養娃還是得靠自己。”
對已經養娃的家庭來說，教育可能才是最大的成本支出。 據《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版 》數據顯示，孩子在6-14歲以及15-17歲階段的養育成本分別是45%和21%，這兩個年齡階段正對應小學和初中階段。
圖片來源：《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版 》
隨著自身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年輕父母們更加重視孩子的教育，開始在給孩子爭取“更多、更好”的教育資源上“內卷”。如之前炒的火熱的學區房、大行其道的課外輔導機構，為了讓孩子贏在起跑線上，家長們即使勒緊褲腰帶也要硬著頭皮上，這些為了爭取“教育優勢”而產生的費用，甚至比養孩子本身還要多。
2021年，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多個城市加快學區改革，施行多校劃片、分配名額、教師輪崗等措施促進基礎教育公平，以持續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淡化學區房概念。同年9月份，國家又頒布“雙減”政策，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校外培訓負擔。
在今年的兩會上，還有呼吁取消中小學課后服務收費等的建言，以消除家長們擔心在教育資源上“不平等”的焦慮和壓力。
然而真的可以消除嗎？
35歲的夏新即將迎來自己的第一個小孩，她坦言，沒懷孩子之前她就有些焦慮，不知道能給孩子什么。盡管她和老公已經在教育資源十分優渥的北京買了房子，在懷上孩子后，她的老公依然因為不知道怎么把孩子弄到北京教育資源更好的海淀、西城上學而倍感壓力。“雖然國家在弱化學區房概念，但是它只是弱化，而且什么時候真的弱化到毫無影響，大家也不知道。而目前的情況是，好的教育資源就在那些地方，好多家長不都為了去海淀、去西城，去買一個三四十平米的小房子。”
夏新并非是盲目的追求海淀西城的教育資源，而是對環境很在意：“現在學校里面拼的其實已經不是單純的老師資源了，還有家長的資源，比如學校里面經常會讓家長來給孩子上課，或者牽頭舉辦一些活動，西城那邊金融業的多，海淀那邊基本上都是工程師，在這里生活工作的家長們自然也就能提供一些活動資源，如果孩子正好也在這個班里，還能沾沾別人的光，這是在別的地方很難有的機會。”
可買學區房談何容易，大多數家長只得在課外輔導上砸錢。
28歲的晶晶之前是武漢一所教培機構的老師，因為雙減教育機構無法開課選擇了離職。憑借著給之前積累的生源做家教，每月收入能保持在一萬以上，有時還高于之前的收入。“雖然是提倡雙減，減輕學生負擔，可是已經‘內卷’習慣了的家長怎么肯這么容易放棄，尤其我還帶有初三的學生，即將面臨升學，家長也不敢放松。”
事實上“雙減”之后，部分家長們要出的費用反而高了起來。家住北京的鑫淼，因為和老婆工作繁忙，老人又沒法給孩子補習，只能在“雙減”之后請家教。“之前上補課班，一個課時在兩百到四百之間，但現在老師來家里一對一的補，一節課收費是1000元，一個星期3-4個課時，不補沒辦法，我們也沒時間輔導。”
除了“雙減”后暗地里依舊存在且成本更高的學科輔導，一大批素質教育類輔導也開始興起。《21世紀商業評論》題為《一次意外停課京城火爆的興趣班暴露了》的文中提到，諸如東方啟明星（4-16歲青少年的籃球培訓）、貝爾機器人（3-18歲青少兒的機器人編程教育服務機構）、卓美兒童戲劇（兒童戲劇教育培訓）等教輔項目，課時收費從100元到400元不等，也在對家長們的錢包虎視眈眈。
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發布的《老齡化與人口政策》數據顯示，中國人口增長速度放緩，從1982-1990年間的年均增長1.56%降低到2010-2020間的0.53%。 不斷走低的生育率，導致人口結構越來越趨于少子化和老齡化。 數據顯示，中國老年人口（65歲及以上）的數量和比例持續增長， 2020年達1.91億（13.5%），接近深度老齡化（14%）。
中國人口迅速少子化和老齡化，將對創新力和綜合國力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老齡化與人口政策》中數據顯示，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近十年有所下降，目前為9.68億，于此同時我國總撫養比近十年開始上升，從34.2%上升到45.9%，其中老年撫養比上升幅度較大，從11.9%上升到19.7%，養老負擔逐漸加重。
提高生育率顯然已經迫在眉睫，2021年5月31日，國家開放了三胎政策。然而據育媧人口在 2021 年 12 月發布的《中國人口預測報告 2021 版》分析，中國 2021年的生育率很有可能已經降到了 1.1，處于世界最低之一，而中國在房價和教育方面的養育成本相對于收入也幾乎是世界最高的。繁重的壓力之下，究竟是否還有人愿意生三胎？
還是有的。
已經有了兩個女兒的全職太太劉丹在對話中就表示，雖然生孩子一定程度上犧牲了自己的個人價值，自己也并不是非常喜歡小孩子，但很有可能以后還會生三胎。“我公婆還是有些老思想的，他們就我老公一個兒子，特別希望我能生個孫子。而且他們是開廠子的，在物質上能補助我們許多，所以在生三胎上我們沒有太多物質壓力，所以我也找不到理由去拒絕。”
情況和劉丹一樣的還有35歲的小萍，她的婆家是做生意的，家境殷實，結婚后就做了全職太太的她在公婆的期待下，生了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前兩胎是兒子，家人都說再生個女兒就有了件貼心小棉襖，我覺得也是，家里又不是養不起。”
家庭富裕的劉丹和小萍在長輩的期待下有了生三胎的想法或行為，而在一些貧困山區的家庭里，生三胎則是因為多養一個孩子不會花費太多的額外成本，在國家扶持政策下，孩子中如果有一個讀書成功，或許就能帶來整個家庭的改變。
反而是位于中間社會階層的大多數人，相比上一代人，受過更高水平的教育，也因此對未來有更多的思考和憂慮。從物質、教育以及個人發展等角度真正減輕她們的壓力，而非僅僅通過倡導來提高生育率，也許會更有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