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你為什么沒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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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沒事情做。
老板：好吧，你應該假裝在工作的。
員工：嘿，我有個更好的辦法。要不你假裝看到了我在工作，畢竟你收入比我高。
——比爾·希克斯喜劇節目
德國心理學家卡爾·格魯斯提出“游戲即相信虛幻”理論。他認為，人類發明游戲，發明消遣活動，與嬰兒發現自己移動鉛筆的能力后會感到開心，完全是出于同一個原因。我們想要施展自己的能力，這本身就是目的。游戲并非真實，這一點不僅僅沒有降低其魅力，事實上，恰恰是這種非真實性，使其平添了又一層吸引力。格魯斯表示（這里他借助了德國浪漫主義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觀點），這便是自由之所在。（席勒主張，創造藝術的欲望不過是人們渴望游戲的表現，同時也是對自由本身的實踐。）自由就是，因為我們編得出故事，所以我們就去編故事。
事實上，所有拿過工資上過班的人對這一點都深有感觸：那些在密切監視下工作過的人，幾乎無一例外地認為工作中最令人惱怒、最令人發狂的一點便是“假裝工作”。工作是有目標的，或者說本該是有目標的。因為你必須在工作，所以你被迫假裝在工作，這種感覺令人備受屈辱，因為此時，之所以需要你工作，很自然地，純粹是因為你可以工作。如果說游戲時“相信虛幻”是人類自由最徹底的表達，那么工作時被迫“相信虛假”便是人類不自由最為極致的體現。
因此也就毫不奇怪，縱觀歷史，囚犯和奴隸（很多時候有重疊）這兩類不自由的人群是下述看法最早的印證：屬于某些類別的人群必須讓他們一直工作，哪怕其實沒有事情需要做，而且為了讓他們一直工作，得生生編造出工作來讓他們忙活。
雖然不大可能，但如果能寫一部“生編硬造工作史”應該會很有趣：看看到底是從何時起，又是在何種情況下，“游手好閑”開始被視作問題甚至是罪惡的。我還沒發現有什么人嘗試著手研究這個的。不管怎樣，我們手頭掌握的所有證據都顯示出，那些“生編硬造工作”從歷史上來看還是新出現的。之所以會這樣，部分原因是，人類歷史上大部分時候人們都認為正常的工作模式就是有規律地一陣猛干，然后休息，恢復之后進入新一輪猛干。
比如，農活正是如此：農忙時期，調動所有人手，全力投入；農閑時期，大部分時候人們的工作就是些照料和修修補補的活兒，偶爾有些小工程，其余便是到處閑逛了。可是哪怕是蓋房子或準備宴席這類日常工作，基本上也遵循此類工作模式。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人逼著他們采取行動，“懶散一學期，考前突擊，考完又徹底松懈下來”（我喜歡用“間歇性歇斯底里”來稱呼這種學習模式）這種學生常見的學習方式恰恰沿襲了人類一直以來的工作模式。
有些學生的這種“間歇性歇斯底里”甚至嚴重到夸張的地步。不過好學生會想出方法來對抗這種模式，找到相對比較合適的學習節奏。不僅放任自由的時候，人類傾向于這種工作模式，而且有人逼他們改變的時候，他們也很難改變。沒有證據顯示有人逼著，效率和生產率就會提高，通常情況下，結果恰恰相反。
顯然，有些事情比較戲劇化，需要在劇烈、瘋狂的活動和相對緩和的活動中交替前行，而且也一直都是如此。比如，狩獵較之于采集蔬菜更費時費力，盡管采集蔬菜是隨季節零星發生的。再比如，蓋房子較之于打掃房子，前者需要花費更大的精力。正如這些例子所暗示的，在大部分人類社會，男性更傾向于去嘗試（并往往成功）壟斷那些更刺激、更激烈的工作，比如，他們會放火燒樹林獲取種植的土地，如果可以，他們還會分派女性去從事那些更單調、更耗時的工作，比如除草。我們可以這么說，男性往往會爭奪那類日后可以作為談資的工作，然后再分派女性去做那些聽你侃侃而談時可以做的工作。
一個社會越是父權化，男性越是有壓制女性的權力，上述情況發生的概率就越高。類似的模式也會出現在那種某個群體明顯壓過另一個群體的社會中，幾乎沒有例外。封建領主要么不做事，一旦做事就是去打仗。他們的生活在浴血奮戰和安逸懶散之間來回切換。農民和仆人的工作顯然要規律得多。但哪怕是農民和仆人，他們的工作安排也遠沒有現代人“朝九晚五”那么有規律、那么嚴格。中世紀時期的農奴，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每年都會有20~30天的時間需要從天亮忙到天黑，但其余的日子每天也就工作幾個小時，遇上宗教節日，更是完全不需要工作，而且宗教節日并不少。
為什么他們的工作時間如此沒有規律？主要是因為大部分情況下，并沒有人監督他們工作。不僅中世紀封建社會如此，在現代工作環境出現以前，大部分工作都是這種狀態。哪怕工作分配極不平等，情況亦是如此。如果底層員工完成了分配給他們的工作，上層的管理者就不覺得自己需要費心去搞清楚下屬具體的工作量。性別關系也能清晰地印證上述情況。
一個社會父權化程度越高，男性和女性越是隔離，男性就越不清楚女性的工作情況。若是女性不見了，男性自然也不大可能替代她們去完成她們的工作。（與此形成對比，女性往往很清楚男性的工作內容，因此男性一旦因為某種原因消失，女性是能夠從容應對的。正是出于這個原因，歷史上經常出現一種情況：雖然某社會中大量男性因戰爭或貿易需要長期離開，但這個社會的生活并沒有怎么被打亂。）
父權制社會下，女性工作若是有人監管，那監管的人同樣也會是女性。現在我們發現，當時有這樣一個觀念：不同于男性，女性必須始終保持忙碌的狀態。“懶惰的手指為惡魔織毛衣。”我的波蘭曾祖母當年曾這么告誡她的女兒。但是這類傳統說教跟現代“有時間癱著不動，就有時間起來干活”有著很大的區別。曾祖母這句告誡暗含的意思并不是“你應當去工作”，而是“你不應當做其他事情”。本質上，曾祖母其實想說，波蘭猶太社區里的任何一名少女若是不忙于編織，那么她就有時間去做其他可能引起麻煩的事情。類似地，我們偶爾能看到19世紀美國南部大農場主或加勒比地區大農場主撰寫的警言。
從這些警言中我們可以看出，哪怕是硬生生造些活兒出來，也必須讓奴隸始終保持忙碌的狀態，這比讓他們在農閑的時候無所事事要好。他們給出的理由永遠都是：如果奴隸擁有了空閑的時間，他們就可能開始密謀逃跑或叛亂。
這跟現代社會“你現在的時間是我的，我花錢不是養閑人的”這樣的道德訓斥有很大不同。這種話是雇用者感到自己被搶劫了以后說出的侮辱性言論。員工的時間不是員工自己的，員工的時間屬于支付工資的老板。員工如果沒有在工作，那他其實就是在搶劫老板，因為為了換取員工的工作，老板已經支付了不少費用（或者起碼承諾了在一段時間后支付費用）。根據這個邏輯，懶散本身并不危險，偷竊才是問題所在。
對此，我們有必要仔細審視一下。因為一個人的時間可以被另一個人買走這個想法事實上相當詭異。縱觀歷史，大部分人類社會都沒有想到過這樣的情況。正如偉大的古典主義者摩西·芬利指出的，如果古希臘人或古羅馬人看到一個制陶工人，他們能夠想到的可能性是花錢購買制陶工人的陶器，他們也能想到直接把制陶工人買回家（在當時，買奴隸回家是很日常的操作）。
但如果你告訴這個古希臘人或古羅馬人，他們還可以購買制陶工人的時間，那他們一定會很困惑。正如芬利所說，購買他人時間這個概念起碼需要經歷兩次觀念跳躍才能理解，這對當時最為老練的古羅馬法學家而言都是很難理解的：首先，要把制陶工人工作的能力，即他的“勞動力”，同制陶工人本身分離開來；其次，要想辦法把勞動力倒進統一的“時間容器”中（時間容器可能裝的是小時，可能是天數，也可能是單位輪班時間），以供人們用現金購買。
對普通的雅典人或者羅馬人而言，這樣的概念可能顯得很奇怪、有異國情調，甚至很神秘。怎么可以購買時間呢？時間是抽象概念啊！他們最多能夠理解的方式是以租的方式，把制陶工人帶回家，做特定一段時間的奴隸，比如一天。在這段時間中，制陶工人跟其他奴隸一樣，必須按照主人的要求做事。但他們是找不到愿意接受這種安排的制陶工人的。因為成為奴隸，就意味著喪失個人的自由意志，成為他人的工具，哪怕只是一段有限的時間，這也是一個人可能經歷的最為恥辱的事情了。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的古代“拿工資干活”的案例中，絕大部分發生在原本就是奴隸的那些人身上，比如，制陶奴隸跟他的奴隸主商定，去專門的制陶廠干活，拿回來工資后，一半分給主人，一半自己留著。偶爾也會有奴隸承接自由的合同工作，比如在碼頭做搬運工。自由的男人和女人是不會接受合同工作的。這樣的模式直到相當近代后才有所改變。雖然在中世紀已經出現了“拿工資干活”的模式，但僅限于威尼斯、馬六甲、桑給巴爾等商貿港口城市，而且在那里干活的勞工幾乎都是被迫的。
那人類是如何發展到今天這個局面的？為何民主國家的自由公民會覺得把自己出租出去、拿工資干活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為何老板發現員工拿著“老板的時間”做其他事情會暴跳如雷？
首先，人類理解時間的方式有了變化。很長時間以來，人類通過觀測天空，觀測那些有著確切可預測規律的天體事件，了解和熟悉了絕對時間或恒星時（sidereal time）的概念。然而天空往往被視作完美的理想世界。牧師和僧侶或許會根據天體時間來安排組織自己的生活，但是地球上的生活往往要混亂許多。天空之下，并沒有什么可以遵循的絕對時間衡量方式。
舉個明顯的例子：如果從黎明到黃昏有12個小時，那么在不知道具體季節的情況下，說一個地方有3個小時的路程是沒什么意義的。因為冬季的白天只有夏季白天的一半長。我在馬達加斯加的時候，發現當地村民（他們基本用不著時鐘）依然用從前的方式來描述距離，他們會說去某村需要煮兩鍋飯的時間。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會說某事情需要花費“念三遍主禱文”那么久的時間，或者需要“煮兩次雞蛋”的時間。這種情況極其普遍。在沒有時鐘的地方，人們用行為來測量時間，而不是用時間去測量行為。關于這個主題，人類學家E.E.埃文斯—普里查德有一個經典的說法，這是他在談論努爾人（the Nuer，東非一個游牧民族）時說的一段話：
努爾人沒有表示“時間”的詞語，因此他們沒辦法像我們那樣認為時間可以流逝，可以浪費，可以節省，不會像談論某件實物那樣談論時間。我覺得他們沒有經歷過跟時間賽跑的感覺，也不需要給每件事配上一段抽象的時間。因為他們生活的參照系就是活動本身，這些活動的節奏往往也比較舒緩。事情一件一件做，安排合理，沒有抽象的時間系統掌控他們。生活中，他們沒有需要嚴格遵循的獨立參照系。幸運的努爾人！
時間并不是衡量工作的坐標，因為工作本身就是坐標。
英國歷史學家E.P.湯普森在1967年就現代時間觀的起源問題寫過一篇名為《時間、工作紀律和工業資本主義》的杰出文章。湯普森表示，道德和技術同時發生了變化，兩者相互促進。14世紀，大部分歐洲城鎮已經擁有了鐘樓（通常是由當地商人協會提議和出資建造的），后來開始在辦公桌上擺放頭蓋骨來提醒自己“凡人皆有一死”的也正是這幫商人。他們通過這個方式來提醒自己要珍惜時間，因為時鐘每敲響一次，就意味著他們離死亡更進一步。
時鐘乃至后來的懷表走入家家戶戶則花費了很長時間，而且很大程度上與18世紀末期開始的工業革命同期發生。但是一經普及，由時鐘帶來的理念就一并在中產階級家庭擴散開來。恒星時，這個由天體決定的絕對時間，就這么進入了塵世，并開始控制管理人類的日常事務，哪怕是最私人的小事。然而時間既是確定的坐標，也是一種資產。時鐘鼓勵所有人都以中世紀商人的方式去看待時間：時間成了一份有限的資產，需要像對待金錢那樣細細規劃預算，小心支配。此外，新技術使所有人的時間都可以按照統一的單位進行切割，可以用錢購買，也可以賣掉換錢。
當時間可以換錢之后，我們開始使用“花費”這個詞來搭配它，而不僅僅使用“流逝”。同時，我們還擁有了“浪費時間”“打發時間”“節約時間”“延誤時間”“與時間賽跑”等說法。清教、衛理公會、福音派新教的布道者很快就開始教導信徒要“精打細算著使用時間”。
布道者提出，對時間的合理規劃和使用正是道德的本質。工廠開始使用時鐘；工人上下班開始需要打卡；教導窮人家庭的孩子遵守紀律和養成時間觀念的慈善公益學校，開始讓位于公立學校系統。在公立學校系統中，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學生齊聚一堂，聽著鐘聲起床，聽著鐘聲上下課。每一小時，鐘聲都會響起，然后學生開始從這個教室挪到那個教室。學校里的這種安排自覺地為孩子將來能夠適應工廠工作的節奏做好了準備。
現代工作紀律和資本主義監督手段也有它們自己的奇怪發展歷史。這些最初產生于商船和殖民地大莊園的控制手段，被延伸到了歐洲各國國內的窮苦勞工身上。不管是工作紀律還是資本主義監督手段，正是這個全新的時間觀念使得一切成為可能。
在這里，我想要強調的是，全新的時間觀不僅僅是技術變革，同時還是道德變革。對此，人們常常將之歸結于清教徒的習俗和教義。當然，清教徒的習俗和教義肯定與這些變革脫不了關系，但是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加爾文派禁欲主義中較為激進的分支，正是這種全新時間觀的極致體現。這種全新的時間觀，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席卷了整個基督教世界的中產階級群體，重塑了他們對時間的感悟。因此，18—19世紀，從英國開始，舊有的那種松散隨意的、忙閑交替的工作方式越來越被視作一個社會問題。中產階級開始覺得，窮人之所以窮，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不夠自律，沒有時間觀念，他們對待時間非常隨性，不計后果，就跟他們對待金錢一樣，動不動就把錢輸光了。
與此同時，工人也開始采用同樣的說法來對抗他們面臨的糟糕處境。早期的工廠很多都不允許工人自帶鐘表，因為老板經常會在工廠的鐘表上做手腳。不過很快，工人開始和老板就時薪展開爭論，要求合同里寫清楚工作時長，要求加班費，要求加班時拿到1.5倍的費用，要求每天只工作12小時，直至要求8小時工作制。雖然在當時的情況下，要求“自由時間”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正是這個行為，潛移默化地加強了一個觀念，那就是，當工人“開始進入上班時間”，他的時間就確確實實屬于老板了，老板“買”下了他的上班時間。這些工人的曾祖父母輩若是知道以后會出現這樣的觀念，肯定會暴跳如雷。在祖先眼中，或者說在人類歷史上曾生活過的大部分人眼中，這種說法都是完全無法接受、荒謬離譜的。
本文摘編自《毫無意義的工作》作者：大衛·格雷伯 著，36氪經授權發布。
書名：《毫無意義的工作》作者：[美] 大衛·格雷伯 著，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
美國著名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占領華爾街”主要參與者，先后任耶魯大學副教授、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師承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出版有《債：5000年債務史》，受到《21世紀資本論》作者托馬斯·皮凱蒂的高度贊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