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致讀者】
這兩年，我們總是聽到這些詞語——“雙碳”“碳減排” “ESG”。
(相關資料圖)
當我們圍繞這些與“碳”相關的話題展開討論，多數時候會想到二氧化碳——它是一種主要的溫室氣體，是導致全球氣候變暖的罪魁禍首。
隨著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不斷增加，如同給我們生存的地球環境裹上了一層厚厚的被子，全球變暖加劇，導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高溫熱浪、生態破壞等一系列問題。
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碳中和”成為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2020年9月22日，中國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遞交了“雙碳”減排時間表——“中國將于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但我們也發現，鮮有人知道什么是“碳達峰”“碳中和”，它對我們的影響如何，甚至有人覺得它們和我們關系不大。
所謂“碳達峰”，指的是“碳排放量達到峰值不再增長”，碳中和指的是“通過多種節能減排手段抵消產生的碳排放”。
實現“碳中和”是一場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它不僅需要政策、相關部門的支持，也需要眾多企業、組織和個人共同參與，需要我們從認知到行動層面，實現“知行合一”。
2021年，被稱為中國的“碳中和行動元年”。在政策的推動下，在即將過去的這一年，無論是BAT等互聯網科技大廠，還是能源領域的企業、商業消費類公司，都在布局雙碳，發布厚厚的ESG報告，強化企業的ESG體系。
所謂“ESG”，指的是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和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三個層面。這是一種區別于傳統上以財務表現為核心標準的投資理念，它要求企業不再緊盯著“盈利”這個單一指標，而是從以上這三方面著手，從而尋求企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歷史上的每一次商業裂變，唯一能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而未來，面對商業和科技的不斷變化、發展帶來的挑戰，“雙碳和ESG”則是人人確定必修的課題，這不僅關系到政府、企業的責任，也關系到個人的生存和發展。
為此，「商業秀」特別推出了“「碳」路者”系列專題，聚焦“雙碳和ESG”，記錄科技和新商業領域在“雙碳和ESG”層面的新興「碳」路者，探索未來商業的無限可能，挖掘潛在的商業價值。
第一期，“「碳」路者”追溯中國光伏近二十年來是如何“從0到1”、擺脫“三頭在外”的掣肘，又是如何走上技術降本的自主發展之路的。
以下為正文
2005年12月14日，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前，五星紅旗高掛。鐘聲敲響，一位其貌不揚、笑容靦腆、略有些拘謹的創業者被推向臺前。
他就是無錫尚德董事長施正榮：澳大利亞歸國的太陽能博士、創業5年便登陸紐交所。
上市后第二年中旬，無錫尚德股價一路飆升到40美元以上，施正榮身家一度高達23.13億美元（約186億元），問鼎2006年中國新首富寶座。
而距此高光時刻的6年前，施正榮一度被質疑為忽悠人的“大騙子”——2000年，38歲的他放棄澳洲優渥的生活和科研條件回國創業，拿著倉促做好的BP（商業企劃書），為他的“光伏夢”四處奔波找錢。
每到一座城市見人，施正榮都會說，“給我800萬美元，我給你做一個‘世界第一大企業’”。而彼時，幾乎無人相信他的故事。
就在施正榮走投無路時出現了轉機，在同鄉楊懷進的幫助下，施正榮見到了無錫市經貿委主任李延人，拉到了無錫的資源，并且拿到了600萬美元的初始資金。
在光伏行業，施正榮早期的創業故事無人不曉，他本人也堪稱“教父”級別的人物。
12年間，施正榮將一個在中國從未聽說過的行業發展成為了一個產值幾千億，且帶動了上千萬人就業的一條完整產業鏈，歐美國際市場也紛紛膜拜效仿，他也因此成了媒體和政府的“寵兒”，被英國《衛報》評為“能夠拯救地球的50人”。
在媒體的聚光燈下，施正榮和無錫尚德這家公司一舉一動都被外界聚焦。但幾乎很多人忽視了一點：無錫尚德早期起家完全靠引進國外設備。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掣肘局面，是因為彼時光伏產品市場，光伏核心原材料以及光伏核心設備這三大塊，都被歐美和日本牢牢控制著。
當時，業內的普遍聲音是——“整個中國的光伏產業90%都是買來的，我們沒有核心技術”。
但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無錫尚德也集中了其95%以上的產能，其光伏組件產能在2012年就達到了2.4吉瓦，發展成為全球“四大光伏企業”之一。
無錫尚德早期的舉步維艱，某種意義上而言是我國光伏發展初期的一個歷史縮影：不僅沒有完整的產業鏈，就連重要的原材料和設備，基本都要從國外引進。
如果把時針再往前撥動，追溯我國光伏行業“從0到1”的發展之路——從第一顆硅單晶自主研發成功到向外引進原料和設備遭遇掣肘，從扭轉“三頭在外”到走向“三個‘世界第一’”，從技術之爭到強化產業鏈，中國光伏的崛起之路，宛如一棵剛發芽的小樹苗，經歷了數十年的風雨飄搖，最終才長成一棵參天大樹。
1958年仲秋的某天早晨，天津板橋農場的大門戒備森嚴，一輛卡車緩緩駛出。
車上坐著兩個年輕人，一個濃眉方臉的叫丁守謙，他是北京大學物理系電子光學專業的研究生，也是由蘇聯專家謝曼執教培養的我國首批10個電子光學研究生之一；另一個眉頭緊鎖的高個子叫張少華，他是天津一所中學的物理教師。
卡車轟隆隆地向前駛去，丁、張二人眼神迷茫，他們不知自己將會被帶往何處。
到達目的地后，二人才發現被帶到了天津瑪鋼廠。
彼時，恰逢世界第一塊集成電路問世，全球各地的硅材料研究所如雨后春筍般冒出，在全球掀起了一陣“硅研究熱”。我國公安部為了用硅制成小型發報機、步話機，從而提高技偵技術，在天津瑪鋼廠成立了“601”實驗所。
丁守謙和張少華成為了當時的“天選科研人員”，被安排到“601”實驗所從事硅單晶提純工作。
為了推進硅單晶提純工作的進度，在公安局特批下，實驗所又從板橋農場陸續抽調了幾名物理系人才成立了“物理提純組”。
硅單晶提純是一個高度專業的技術活兒，雖然這些物理系人才被聚集在此，但這群人當中沒有一個人是學半導體專業的。再加上當時技術設備落后，相關資料匱乏，一切都要“從0開始”的“草臺班子”，他們能行嗎？
“物理提純”小組成立后，面臨的第一個難題便是資料匱乏。
當時搜集資料難度相當大，需要每一位成員在大大小小的書店進行“地毯式搜索”。他們只要看到半導體、硅相關字眼的書籍，就買回來研讀。
后來，丁守謙找到了一本俄文版《半導體冶金學》，還有一本黃昆與謝希德合著的《半導體物理學》。
靠著這些從書堆里搜索到的資料，小組成員了解到“硅的熔點比鍺要高出469攝氏度”。也就是說，進行硅單晶提純離不開高溫條件。
但這可讓小組犯了難，因為當時能找到的只有一臺破舊的高壓變電器，沒有高熔點的設備，根本無法進行實驗。組員李性涵建議采用高壓打火花的方法，經過幾個月的嘗試，才到達高溫，將硅粉熔煉成了硅塊。
不過，這也只是“碳化硅”，和物理提純組想要的“硅單晶”相比還有很大的距離，小組成員再次陷入困局。
此時，宛吉春廠長打聽到北京有色金屬冶金院有拉鍺單晶的設備。宛廠長認為，雖然拉鍺單晶和硅單晶差距，但是去北京看看，說不定能找到可借鑒之處。隨即派丁守謙趕往北京學習。
進京后的丁守謙發現，鍺單晶爐實物要比文獻上的圖復雜得多。并且當時規定只能現場參觀，不許拍照。無奈之下，丁守謙只能瞪大眼睛仔細觀觀察，不放過鍺單晶爐的任何一個細節。
回到天津，丁守謙憑著記憶給大家描述，學過制圖的小組成員靳健負責繪圖，再參考相關文獻資料，一臺憑記憶畫出來的硅單晶爐，就這樣被造了出來。隨后經過小組成員多次修改、完善升級，先后又解決了熔點、硅氧化和硅粉純度等問題。
為了給建國十周年獻禮，小組決定在1959年9月14日晚8點進行拉晶，當晚拉制出了一顆純度為“3個9”的硅單晶。這就是中國第一顆硅單晶的誕生。
第二年，在解決了高頻爐、電容、區熔爐問題后，小組再次拉制出了“7個9”的硅單晶。
中國光伏“從0到1”的發展史，嚴格意義上來說，最早要追溯到1958年，我國研制出了首塊硅單晶。隨后，中科院物理新成立的半導體研究室正式開始研發太陽能電池，這成為中國光伏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標志性事件。
當初沒人會想到，這些原本用于提高公安技偵技術的硅單晶，后來為我國的太陽能光伏發電打下了深厚的基礎。不過最初，研發出的電池主要用于空間領域。
業內認為，當時的中國半導體產業原本也有希望與世界同步，但此后由于種種原因，中國在這個先進產業開花之后，未能結出碩果，甚為可惜。
浙商證券顯示，半導體用單晶硅片純度要求硅含量為9N-11N（99.9999999%-99.999999999%），而光伏用單晶硅片的純度僅為4N-6N（99.99%-99.9999%）。
這意味著，以當時我國的提純研發技術，如果要做光伏級的單晶硅片，簡直輕而易舉。
巨大的商業裂變，尚需天時、地利、人和。
1973年10月16日，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石油輸出國組織為了打擊對手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宣布石油禁運，暫停出口，導致油價上漲。
很多國家不得不尋求替代能源。曹開虎在其所著的《碳中和革命》一書中曾提及，光伏之所以能商業化應用，要感謝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對石油的禁運。
受石油危機的影響，我國開始自建光伏電站。通過向外引進技術和設備，于1975年后在寧波、開封建立太陽電池廠并在蘭州市建設10kw的民用光伏電站。
但由于當時我國尚沒有形成完整的光伏產業鏈，當時的設備、產線都是從國外引進，整個行業的發展可謂“舉步維艱”——光伏產品產能少、市場小、價格高。
施正榮曾表示，自己回國創業之初，“僅有的4家光伏廠商設備全部依靠進口，這四家廠商有的還在使用上世紀80年代從國外引進的技術。”
這意味著，當時國內的組件轉換效率僅有10%-12%，與國際先進技術的15%-17%相差甚遠。一切只靠引進，何談發展？何談能源替代？
此時施正榮看到了市場的空白，在完成融資后，他堅持押注自己熟悉的組件、電池片等環節。很快，第一條10兆瓦的光伏電池生產線于2001年投產，產能相當于此前4年中國光伏電池產量的總和。
施正榮憑一己之力，將中國光伏產業與國外的差距縮短了15年。不過，尚德產能起量的同時也面臨著“有產能無市場”的窘境。
產品滯銷越久，局面越為不利。此時的尚德產能既無法變現，公司又陷入虧損、發不出工資的境地，一度瀕臨破產。尚德員工逐漸對光伏市場失去信心，甚至有幾個核心骨干成員向施正榮提出離職申請。
最后，施正榮出面，懇請股東向銀行擔保貸款，才讓公司勉強渡過難關。
2004年，德國重新修訂《可再生能源法》，讓施正榮和尚德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修訂后的法案提出：根據不同的太陽能發電形式，政府給予為期20年每千瓦時0.45-0.62歐元補貼。
繼德國之后，歐洲很多國家陸續頒布了光伏補貼政策。歐洲光伏需求的大爆發，來自歐洲的大批訂單激活了垂死掙扎的尚德，也在很大程度上間接盤活了整個中國光伏行業。
僅2004年，無錫尚德的光伏產品出口額就翻了10倍，凈利潤達到2000萬美元，一躍成為全球十大太陽能電池制造商之一。
2005年12月14日，無錫尚德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順利上市。第二年，無錫尚德股價一路飆升到40美元以上，施正榮身家一度高達23.13億美元（約186億元），問鼎2006年中國新首富寶座。
看到無錫尚德的造富神話，越來越多資本開始涌進中國光伏產業，想要從中分一杯羹。
但這個時期有個扎心的現實：若說與國外的比較優勢，也僅僅是憑借廉價勞動力帶來的低成本優勢。
我國光伏的產業鏈可以簡單劃分為：硅料-硅片-電池片-組件-電站。其中，組件技術壁壘較低，賺的都是“辛苦錢”，而真正賺錢的環節來自原料和設備，但生產技術一直基本上掌握在美國、日本、德國等幾家主要生產商手中。
關鍵環節和技術沒有自主權，一旦上游硅料價格暴漲，我國光伏企業就很容易陷入被動的局面。
2004年夏，為了爭取到國外硅料的長協單，施正榮不遠萬里飛到底特律，卻被對方負責人告知——“沒有貨供應給中國企業，所有產能已被QCell等歐美企業訂購。如需購買，就必須簽訂長期采購合同。”
很明顯，這就是一種“霸王條款”。對于中國企業來說，不僅要提前支付上億美元預付款，而且一旦違約，還要賠付巨額違約金。
在“擁硅為王”的時代背景下，施正榮也不得不妥協。2006年，尚德與美國多晶硅巨頭MEMC簽訂50到60億美元的多晶硅合同，合同期為十年。
次年，尚德又和另一巨頭Hoku簽訂了6.87億美元的供貨合同。
在當時硅料價格暴漲的情況下，簽長協單實屬無奈之舉。但也有聲音認為，施正榮這一應對舉措是一步“錯棋”。
對此，阿斯特董事長瞿曉鏵在曾在《中國經營者》的節目中表示，當年長協單的對錯，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在他看來，任何一個產業鏈不可能是“十年都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若換做是他，他不會這么做。
而瀾晶資本創始人劉文平則表示，“當時的銷售并不是特別重要，采購是最重要的。在當時的市場價格和市場環境下，散單小單去買多晶硅可能是400美金/斤，當時施正榮已經簽到200美金了，如果你不跟供應商簽長單，那就買不到這么便宜的價格。“
劉文平甚至表示，在規模化降本的光伏領域，尚德簽的長協單還迎來了業界眾多人的羨慕，沒有雄厚的資本，一般人還簽不到。
且不論簽長協單的對與錯，國內光伏企業要想擺脫受制于人的局面，必須把硅料的自主控制權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走自主研發之路。
在施正榮向外采購硅料的時候，協鑫集團的朱共山卻以毒辣的眼光瞄準了光伏硅料——既然需求那么旺盛，那干脆直接給別人提供原材料，豈不美哉。
為了研發多晶硅，朱共山還特地聘請國內最好的工程設計單位化工部第六設計院進行設計，并從半導體行業中挖來不少技術人才。
但由于當時光伏技術人才仍以國外居多，朱共山又特地在美國華盛頓州里奇蘭設立研發中心，吸引行業內最頂尖的外籍專家加入。
朱共山曾放出豪言：“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世界第一。”
一位2009年底加入協鑫硅材料的員工曾對外透露，當時自己初到協鑫，心里直犯嘀咕：這只有一塊荒涼的空地，而協鑫卻想在2010年年初投產，莫非又是喊口號？但后來他發現，施工進程速度遠遠超乎他想象。
據工程師蔣立民稱，“我們工作的節奏和方式是可以用八小時外的周末全部時間來工作，這也影響了外聘的專家和協作單位。他們本來的理念是不加班，后來也跟著我們在周末一起工作。”
在這樣的氛圍下，協鑫硅材料用9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業內平均需要2年的建設任務。協鑫的效率也被外界稱之為“協鑫速度”。
靠著協鑫速度，僅用兩年時間，朱共山帶著協鑫在全球多晶硅原料行業中排到了第三，到了2011年成為了全球第一。
2010年，朱共山又涉足硅片領域，只花了不足一年時間，就成為行業第一。供應量占到全球約三成，成本更是業界最低。
在光伏產業發展之前，多晶硅是價格極為便宜的工業原料，光伏產業發展后，卻成為瘋搶的對象。2000年，多晶硅的價格僅為9美元/公斤，到了2005年，多晶硅價格上漲到40美元/公斤，之后更是一路飆升，2008年高達500美元/公斤。
實現原料自主可控后，朱共山也吃到了多晶硅價格暴漲帶來的紅利。
但好景不長。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給過熱的光伏行業澆了一盆冷水，400美元/公斤的多晶硅價格暴跌至80美元/公斤。眾多在硅料環節投入重金的光伏企業受到重挫。
兩年后，隨著海外需求的復蘇，剛經歷去庫存的國內光伏企業產能嚴重不足，為迎合市場，又掀起了瘋狂的擴產潮。
但這一次的擴產卻沒能摘得碩果，反而遭遇了一次重創。
2011年，一家德國光伏企業控訴中國的光伏產品存在“低價傾銷和政府補貼”的嫌疑。借此，美國對中國各項輸美的光伏產品開展了“雙反調查”，并加征31.14%-249.96%的關稅，隨后歐盟也加征40%的臨時關稅。
歐美開展“雙反調查”，海外市場向中國眾多企業關閉了大門，導致我國光伏出口額遭遇困境。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光伏出口額為358億美元。兩年后更是斷崖式下跌到123億美元。
中國光伏企業幾乎全部陷入巨額虧損，尚德這艘大船也在風雨飄搖中觸礁，最終破產、面臨重組；協鑫的大規模擴產，也使其陷入債務危機。
中國光伏行業協會副理事長王勃華曾坦言：“‘雙反’給我國光伏帶來的打擊十分沉重，類似于一次過山車似的下滑。這也讓我們意識到，我們的產業鏈不完整。”
當時業內有一個說法——中國光伏是一個“靠天吃飯”的行業，但靠的是外國的天，只要外國打個噴嚏，中國企業都要“重感冒”。
這說的就是“三頭在外”。雖說我國的硅料產量逐漸增加，但并未完全實現國產替代，更何況設備和市場依然在外。
很多企業開始意識到，要想建立起屬于自己的光伏產業鏈，就必須扭轉“三頭在外”的局面，硅料產量、技術設備和市場，一個也不能落下。
這也標志著，我國光伏不再依托低廉的人力降本，轉而朝著技術突破的方向發展。
在光伏行業，發電一直存在兩種技術路線之爭：一是晶硅，一是薄膜電池。
不過，相比薄膜發電，業內認為晶硅的性價比更高，故而晶硅一直是光伏發電的主流路線。
其中，晶硅又分為單晶硅和多晶硅兩種。多晶硅雜質多、轉化效率低，但技術成熟，更便宜。單晶硅雜質少、轉化效率高，但生產成本高，技術更難。
所以擺在相關企業面前的便是路線選擇問題。所謂的單、多晶技術路線，其實指的是指光伏硅片采用單晶材質還是多晶材質。由于硅片在光伏產業鏈制造環節處于除硅料之外的最前端，因此，單、多晶技術路線的選擇也將直接影響后續整個產業鏈制造工藝的選擇。
選擇多晶硅意味著當下的市場更大，而選擇單晶硅則意味著只要以技術降本，未來一定是單晶硅的天下。
可能有人會疑惑，為何兩者不能共存？
在光伏發展初期，很多企業探索成本高，加上光伏又是重資產行業，對于多數企業而言，一旦選擇了一條路線，就要考慮其規模化生產、降本、資產折舊以及技術投入研發的費用等問題。
總之，在資金不允許的情況下，只能All in一個方向。
在這一細分領域，被外界甚為關注的兩家公司便是做單晶硅的隆基和做多晶硅的協鑫。
早在2006年，隆基董事長鐘寶申就表態，“隨著太陽能電池效率越高，對基礎材料的要求必然會越來越高，就像做4K電視一樣，顯示屏不夠先進是做不出來的。所以，擺在隆基面前的唯一選擇只有單晶硅。”
而由朱共山創建的協鑫集團卻認為，便宜的多晶硅才是市場的主流。于是，協鑫采用改良西門子法，抓住市場的爆發期，率先在硅料環節實現了國產替代，成為全球硅料和多晶硅片的龍頭。
早期的隆基可以說是被協鑫吊打。畢竟彼時，少有人看到單晶的價值，且由于單晶價格較高，隆基在做產品推廣的時候，亦是困難重重。
為了讓更多下游公司接受單晶硅，隆基總裁李振國還親自跑到下游的電池廠、組件廠，與人進行交流。
他幾乎找遍了所有大的下游公司的高層，親自在黑板上為他們算一筆經濟賬。李振國信誓旦旦地告訴他們，“未來兩三年，單晶硅片的度電成本將會快速下降，你們應該往單晶硅去轉。”
很快，通過“完美晶格太陽能單晶硅生長工藝研究”的項目，隆基成功研發出全自動專用單晶生長工藝控制系統平臺。
這意味著，隆基具備了生產出更低成本、更高品質單晶的能力。
2015年，國家推出“領跑者計劃”，該計劃對光伏組件轉化率提出了更高要求。當時，我國80%的單晶硅產品能達到要求，而多晶硅產品僅有20%達標。這意味著，隆基“4K電視理論”得到了驗證。
同年，隆基優化了硅片切割技術，優先采用了金剛線來替代傳統的砂漿切割。當時的金剛線主要用于藍寶石的切割，硅片厚度與切割時的損失量會影響晶體硅電池成本甚至并網發電成本。
隆基進行全部切割設備替換后，單晶硅片成本下降了10%-15%，綜合成本也下降了30%，切割速度也提高了1倍以上。
隆基創始人李振國曾自豪坦言：“多晶硅即便價格降到0，我們也比他們有競爭優勢。”在政策、市場和技術的助力下，隆基打了一個漂亮的翻身仗，李振國當初在眾多下游廠家面前的“豪言”，也得到驗證。
2018年，單多晶產品市場占比迎來切換之年，單晶產品占有率首次超越多晶。
國聯證券研究所的數據顯示：2018年，單晶的市場份額占比達到了56%，到2021年則高達95%。五年間，單晶硅市場占比翻了5倍。
2018年后，隨著協鑫集團推出將單晶電池生產技術與多晶鑄錠技術相結合的類單晶組件產品，單多晶技術路線之爭也最終落幕。
但技術的迭代，不會止步。
縱觀中國光伏行業發展的近二十年，「商業秀」認為可簡單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依靠低廉的人力成本，第二個階段開始以技術競爭為主。
從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跨越，中國光伏拿下了三個“世界第一”：中國光伏制造業世界第一、中國光伏發電裝機量世界第一和中國光伏發電量世界第一。
從0到1的舉步維艱，再從擺脫“三頭在外”的掣肘到如今的“多環節第一”，中國的光伏產業鏈歷經跌宕起伏后，在全球已占據領先優勢。
這二十多年的發展持續驗證著一條鐵律：技術變革是光伏成本下降的最大驅動力，是決定電池光電轉換效率的關鍵因素。
光伏產業鏈包含硅料、拉棒、硅片、電池及組件環節，僅僅過去十年間，我國光伏效率得到了顯著提升，這和光伏全產業鏈各環節技術的共同進步分不開。
進入2020年，隨著我國“雙碳”目標的提出，光伏市場又將進入新一輪爆發期。
業內人士告訴「商業秀」，未來光伏降本仍有空間，低成本是光伏成為全球主流能源的必要條件。光伏要想發展成為全球主流能源，必須擁有低成本競爭力。
如今在新的光伏戰場，技術進步的腳步仍未停歇，繼尚德、協鑫、隆基等企業之后，中國光伏行業也不斷涌現試圖重新定義市場格局的新生力量。
不管是硅料里的顆粒硅、還是新型電池鈣鈦礦，抑或是電池片設備從PERC向TOPCON、HJT升級等，每個細分領域不斷迭代新技術，而它們的進一步，都推動著整個行業首先降本增效。
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主任徐洪才曾說，光伏想要發展，核心就是要靠技術。就算有原材料有市場有設備，沒有技術，就沒有可持續的競爭力。
可以預見的是，已經具備了技術迭代優勢的中國光伏，定能繼續在世界舞臺上乘風破浪。
【參考資料】
01《一個終于公開的故事》來源：今晚報
02《丁守謙：中國第一顆硅單晶的誕生》 來源：南開大學新聞網
03《碳中和革命：未來40年中國經濟社會大變局》來源：曹開虎
04《三次石油危機對各產業鏈影響回顧分析》來源：金融界
05《中國光伏產業用10年實現國產化替代》來源：中國能源報
06《隆基股份董事長鐘寶申：單晶光伏世界龍頭是怎樣煉成的》來源：上海證券報
07《隆基綠能2012-2021年年報》
08《“拋棄與被拋棄” ——光伏首富施正榮的光影人生》來源：南方周末
09《從三頭在外到三個世界第一》（20201121對話欄目）
10《中國經營者：施正榮 十年一覺光伏夢》來源：第一財經
11《無錫尚德股票狂飆 董事長施正榮成為內地新首富》來源：中財網
12《施正榮：從首富到零》來源：中國證券報
13《隆基背后的故事：三十三年的執著與守望》來源：中國電力新聞網
14《中環簡史：一家國營老廠的60年“嬗變”》 來源：能薦 作者：北島
15《“民營電王”朱共山的七年攪局史》來源：名人傳記·財富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