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不僅是農村的兒媳，還是農家的女兒。去年，她也為我們撰寫了返鄉筆記《來自湖南的返鄉筆記：不安分的村莊，活力與隱憂》。而她本次針對婆家鄉村的書寫，或因處于介入與抽離之間，顯得更為冷靜克制，卻也更為沉重。我們看到，留在鄉村的人和從鄉村走出的人，上一輩與下一代，他們之間的差異在城鎮化的過程中被迅速拉大，“鄉愁”的“愁”由此加劇。
2006年新年，作者婆家的全家福，彼時妹妹尚未出家而婆婆還沒去世。
現實所有的觸角都
伸向了這個家庭
寫不寫這些文字，糾結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進入我的視線，是在結婚以后。多年來，我們共同面對、處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瑣事，這些真實的處境，和知識界、學術界談論的農村養老、留守兒童、農村教育、醫療、農民的前景有密切關聯。本文中，我愿意以一個親歷者的角色，盡量回復到對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內心的困惑，提供個案的呈現，并探討回饋鄉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縣的一個村子。2005年第一次過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我暗自問當時的男友，“哥哥盡管算不上特別帥氣，但為何找了這么難看的嫂子?”后來才發現，這種問題多么粗魯無禮，對一個農村的貧苦家庭而言(更何況哥哥還有家族遺傳病，后來才得知，父親、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夠找到一個適齡的女子組建家庭，已是萬幸。事實上，美貌和帥氣在農村的婚配關系中，其權重遠遠不能和經濟條件、家庭地位相比。
當時，婆婆身體還不錯，大約75歲，小侄子14歲，小侄女12歲。那幾年，哥哥嫂子一直跟著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個包工頭，從老家找了很多青壯年勞動力，互相之間都很信任。現在回憶起來，這幾年竟然是全家最為安靜、平和的日子。丈夫當時還在念書，無法像以前那樣給與家里更多經濟支持，婆婆因為身體尚可，主動承擔了照顧侄子、侄女的重擔，快八十高齡，依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活。哥哥、嫂子為維持生計，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過年時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準備年貨。這樣，侄子侄女事實上就成為祖輩照顧的留守兒童。
情況到2008年發生了一些變化，哥哥、嫂子盡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頭到年尾的拮據狀態讓他們頗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齡已大，已無法照顧好進入叛逆期的孫輩，這樣，嫂子就決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我們按時給家人寄生活費，一家人無病無災，日子倒也過得去。但這種平常、安穩的日子并未維持多久，就出現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響到了整個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問題。由于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款項，大量的工程欠款無法到位，直接摧毀了姐夫多年累積的家底，不但導致哥哥、嫂子跟隨他們打工多年的工資不翼而飛，而且因為拖欠工人工資，欠下大量無法逃避的債務，最困難的時候，甚至找我們借錢。幾年以來，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們開口，但當時我確實不愿借錢，一則，手頭并沒有多余的閑錢等著幫助他們，二則，也因為他們拖欠了哥哥、嫂子將近十萬塊錢的血汗錢，對他們心生嫌隙，總感覺他們沒有保障親人最基本的利益。盡管四姐當時承諾幾個月以后還錢，但我知道，還不還錢不是她的主觀愿望說了算，事實也是如此，此后幾年，四姐一家的經濟狀況沒有任何好轉，她甚至幾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經跟隨姐夫打工的鄉親討要工錢。2015年，我在北京訪學，曾經和丈夫去看過四姐一家。他們居住在北京一個極其混亂的城中村里，為躲避別人逼債，幾年來他們和外界斷絕任何聯系，四姐夫更是幾年都不敢回家，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廳洗碗、兩個女兒當導游來支付。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擊，則是妹妹的出家。在整個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讓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初中念完后，去武漢打工，認識了本廠一正式工并結婚。兩人發展不錯，在房價還不到一千時，就買了很大的房子，女兒也聰明可愛，妹夫后來還當了副廠長。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電話，說是妹妹已經出家，并且決斷離婚。盡管從信仰的角度，完全能理解她的個人選擇，但事實上，當這種事情落到身邊家人身上時，還是無法接受。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禮上見上妹妹一面。直到現在，那個熱愛世俗生活的妹妹為何突然放棄紅塵，始終是縈繞在親人心中的不解之謎(我只是偶爾聽起妹妹講起她丈夫家復雜的情況，講起公公對她的冷暴力，講起懦弱膽小的婆婆對她的依賴，無助時總是抱著她哭)。妹妹一走，直接受到影響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內向的性格變得更為孤僻，僅僅念到高一，迫于社會輿論壓力，就草草休學。除此以外，傷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為女兒出家一事，怎么也想不明白，原本硬朗的身體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風后，一直臥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見到小女兒一面。公公(繼父)更是變得木訥，妹妹是他唯一的親生女兒，女兒的出家也讓他徹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終日在村子里漫無目的地蕩來蕩去，臉上很難看到往日發自內心的歡顏。
除此以外，隱匿于家庭暗處的悲傷隨處可見，我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總能聽到一些讓人壓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縣一女孩網戀閃電結婚，哥哥嫂子極為高興。但女孩嫁過來后，總是和嫂子鬧別扭，性格也極其乖僻，后來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極為不幸。聽說她媽媽在生下她后，被鄉政府捉去結扎，一回來，就變瘋了，根本就沒有任何能力照顧孩子，而且還暴力打人，家人只得將她關在一間房子里。我曾經問過侄媳婦，“有沒有到鄉政府反映情況?”她一臉的茫然，并未意識到一次失責的結扎手術對她的生活到底產生了多深傷害。
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運
2015年7月13日，臥床將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歲的艱難人生。
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兒子能當官，最好當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沒有什么比家中擁有當官的子女，更能改變家族的命運，兒子、媳婦空戴兩頂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個鄉鎮干部或賺錢的包工頭，更能解決家庭其他成員的實際難處。我知道，像丈夫這種家庭出身，通過念書得以改變命運，最后在城里找到一個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見。我絲毫不否認，作為個體的選擇，與這種男人的結合意味著要面對更多，但這種來自社會單一輿論的道德優勢，還是使我感受到掩蓋在這個標簽背后所蘊含的歧視、無奈和漠然，以及城鄉二元結構給農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勢，怎樣通過代際傳遞一直作用到婚戀層面，從而導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可以說，盡管農村出身的讀書人通過個人努力得以改變身份，但只要和出身的家庭還依存各種血肉關聯，那分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會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運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堅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的命運?
事實就是如此，冷靜下來想想，哥哥一家確實看不到太好前景。
首先是代際的貧窮已經開始輪回。在體力最好的時候，哥哥、嫂子當年丟下孩子外出打工，現在侄子、侄女長大成人，結婚生子后，隨著生存的壓力變為現實，也不可避免要重復父輩的命運，踏上下一輪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當年公公、婆婆一樣，要承擔起照看孫子的重任。
客觀而言，農村自身的生產已經難以形成良性循環，更多時候，獲取基本的家庭開銷，還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結構為代價。這樣，結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兒童，就成為了事實上的輪回。對哥哥而言，新的挑戰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會面臨老無所養的境地，畢竟他的子女，沒有一人通過讀書得以改變命運，而他在半生的勞作中，也僅僅只是維持了一種最簡單的生存，并沒有給自己留下半點養老的資本，貧窮和貧窮的傳遞，已經成為這個家庭的宿命。
其次是留守兒童的后果開始顯現。侄子、侄女作為第一代留守兒童，已經長大成人。侄女通過網戀，19歲那年就結婚，20歲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個比他還小一歲的本鄉男孩。盡管已身為母親，但侄女根本就沒有身為人母的心理準備，更感受不到母親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懷孕期間，依舊維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面和飲料，手機更是24小時不離身，床頭柜前堆滿了方便面盒子和飲料瓶。孩子生下來后，甚至連棉紗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兒買。和城里剛做母親女性的謹慎、細致比較起來，侄女的無知、粗糙著實讓我吃驚不小。我叫她買兩本書看看，或者上網時，順便看看育兒專欄的內容，她青春勃發的臉龐再一次轉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帶伢是奶奶的事情”。
不得不承認，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態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態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相對貧窮固然是其選擇外出的理由，但對于年輕而又過早當媽媽的女孩而言，很多時候，外出打工是她們逃避養育孩子的最好借口。在她們的思路和情感發育中，養育孩子的繁瑣讓她們苦不堪言，而過早外出對另一個孩子的傷害，根本就沒有進入她們的視線。
留守兒童缺愛的童年，讓他們從小難以獲得愛的能力，當他們長大到做父母時，這種愛的缺失，并不會隨身份的改變，有如神助一般的得以彌補，愛的荒蕪的代際傳遞，才是真正讓人擔憂之處。對比正常家庭孩子獲得的關愛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認，另一種看不見的差距，已經將城鄉差距的鴻溝越拉越深。但另一方面，因為多年在外的打工經歷，侄子、侄女一輩的價值觀念已經根深蒂固植入當下的消費理念。不論是穿衣打扮、結婚置業、還是日常起居，其風向標已經和城市孩子沒有差異。
侄子盡管婚前沒有賺到過什么錢，但換智能手機的速度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期。結婚典禮，甚至還請了樂隊、車隊，更不要說農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飾(項鏈、耳環、手圈)。其所營造的氣氛，和城里任何一個高檔酒樓舉辦的婚禮沒有本質上的差異。面對如此的場景，他們幾乎沒有任何抵抗的余地，婚禮的排場，婚禮給女孩的彩禮和裝備，在他們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幾乎就是僅有的一次出彩機會。為此背下的債務，順理成章成為一個新家庭的沉重起點。
再次是傳統鄉村結構已經失去內在堅韌扭結，經濟的脆弱加速了鄉風鄉俗的凋零。以養老為例，盡管幾千年來，養兒防老一直是農民最為堅定的信念，但這一樸實愿望，在嚴酷的生存現實面前受到了極大挑戰。賀雪峰團隊曾提到湖北農村老人自殺的現象非常嚴重，“筆者所在研究中心調研表明 ，兩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漢平原)及其周邊地區，是一個自殺率極高的地區，尤其是老年人自殺率，已經遠遠高于正常自殺水平。”陳柏峰在《代際關系變動與老年人自殺——對湖北京山農村的實證研究》一文中，再次強調了這一事實，“老年人高自殺率、高自殺比重，以及自殺率、自殺比重的高速增長，這都是不爭的事實。這種事實的殘酷性令人震驚。”若不是親眼所見，幾乎很難相信這么殘酷的情況如此普遍。在婆婆生重病期間，不時有村里鄉親過來看望聊天，總是提到，農村老人得了病，總是拖著，能得到及時救治的情況很少，如果得了絕癥，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很多都會選擇自行了斷，有些兒女實在無法忍受這種長期的折磨，也會選擇逐漸減少給沒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后活活餓死。
最后，農村面臨資本的侵蝕，虎視眈眈的社會游資，已經盯上了農村最后的資源——土地。盡管農村土地私有化僅僅停留在討論階段，但在實際情況中，農村的土地已通過資本的運作被兼并。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帶，風景算不上太好，幾個并不太高的小土包，村里一條小河蜿蜒流過，為全村的農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兩年，不知哪里來的人，將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塊，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里，模仿經濟發達地區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個村莊根本就不搭調的亭臺樓榭和供城里人享樂的房子。事實上，因為周邊旅游資源欠缺，并未有多少游客帶動村莊經濟，倒是因為河流改道，已經直接影響到了農田的供水，農田被占，最后到底會導致什么后果，現在根本無法預料，而村民對此也漠不關心。對侄子、侄女一輩的孩子而言，反正種田已不可能給他們提供出路，農田被裝扮成度假區的模樣，反而能給他們一份心理幻覺。
種種真實的痛楚總是讓我追問：造成這個家庭天聾地啞的困境，問題到底出現在哪個環節?回饋鄉村，又何以可能?
回饋鄉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論，盡管進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著灰暗和絕望。但每次回鄉，哥哥、嫂子的精神狀態還是讓人放心、安慰。盡管手頭總是缺錢，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遺傳病，但他們精神比我們要愉快很多，哥哥從不失眠，嫂子也從不唉聲嘆氣。他們越是活得坦然而毫無欲望，越是對個人命定的困境毫無感知，越是對生活沒有過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這種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殘酷，感到這個世界為什么總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饋家庭，對跳出龍門的家庭成員而言，幾乎成為一種天然的情感選擇。
冷靜下來想想，關于對鄉村的回饋，哪怕在國家經濟實力如此強大的今天，在農村的家庭模式中，自古至今，其實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間的互助上。
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來，僅僅因為爸爸是一鄉村教師，有一份公職，媽媽因為能干，家境比別人稍稍好點，就不得不接受無止境的幫助親人的重任，幾十年中，幾乎有大半精力都用來對付親人的求助。這些親人并非要故意麻煩親人，實在是生活在農村的悲苦命運，讓他們一碰到麻煩幾乎就找不到任何出路，向家里情況好點的兄妹求救，就成為唯一的路徑。父輩的命運如此，幾十年后，我和丈夫所面臨的情況和父母并無二致。
摩羅在《我是農民的兒子》一文中，曾經感嘆，“所有的農民都本能地希望通過兒子進城改變家族的命運，可是所有這些努力都不過是復制電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護’的故事模式，留下來作為后盾的不堪一擊，固然難免一死，逃脫者面對親人的淪陷更加無能無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長嚎”。我作為一個農民家庭的兒媳，身處其中，實在能體會到這種痛楚中的無奈。
結婚多年以來，在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中，我也時時為丈夫背后的龐大家庭，感到沉重壓力，有時甚至有一種深不見底的絕望感，但相比經濟的困窘，更讓人難受的還是情感折磨。
我由此想到這樣一個群體：通過個人努力，進入城市，得以改變命運，并擁有相應權力，在現實誘惑下，最終走向貪腐之路。我想到，對他們而言，對一個從小物質匱乏到極致的人，必然在擁有機會以后滋長更為膨脹的欲望，因為他深知一種來自身份差異的殘酷真相。我在村子里，也常常看到一棟棟廢棄的房子，一打聽，這種情況，一般都是舉家搬往城里，再也不可能回到鄉村生活的家庭。與他們相比，我和丈夫實在是為家庭貢獻最小的人。
正因為意識到權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遺憾就是他的兒子沒有當官，她老人家憑借想象，將博士的頭銜兌換為看得見的官職，卻不知道這個群體的實際生存境況。無力幫助親人的內疚，越發讓我感受到農村家庭難以改變命運的結構性困境。在這一點上，摩羅的感慨讓我深深共鳴，“在所謂現代化過程之中，農民已經付出了非常慘重的代價。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夠在繼續現代化的過程中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們明天的命運只會跟昨天的命運一樣嚴酷。在大政府、小社會的境遇中，成為卑賤的墊腳石是弱勢群體的唯一宿命。”
既然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助，無法達到幫助弱勢家庭過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變留守鄉村哥哥一家的命運，從國家和政府層面而言，最好的途徑自然是通過教育。而擺在面前的事實是，鄉村的教育資源已經凋零到無法直視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條件極為簡陋的鄉村中學，連初中都沒有辦法堅持念完。丈夫曾歷數過和他同齡的讀書人，在村里上過大學的就不下七八個，但到侄子、侄女輩，和他們同齡的孩子，如果父母不早早將子女送往縣城或孝感的初中，連高中都很難考上，就算農村的教育條件能夠和城市媲美，留守兒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質的差異，都讓他們僅僅在起點就構成了無可挽回的劣勢。社會的結構性差距已經在這個家庭兌現，對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們的孩子而言，通過念書，社會再也不可能給他們提供如丈夫一般改變命定人生的機會，逃脫鄉村、躋身城市的簡單而樸素的愿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終將如海市蜃樓一般縹緲。
最后，我想說，盡管對于底層的書寫，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銘心的感受，還是讓我擔心，這個世界的聲音將變得無比悅耳，當像哥哥這種家庭的孩子、孫子再也不可能獲得任何發聲機會，關于這個家庭的敘述自然也無法進入公共視野，那么，關于他們卑微的悲傷，既失去了在場者經驗的見證性，從而也永遠喪失了歷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寫下的一切，不過以一個親歷者的見聞，以一個農民兒媳的身份，記載我與他們之間偶遇的親人緣分。
2015年1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