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廣東出發，全國大江南北的“鬼城”，我們幾乎都去過，發現一些規律。比如南方的“鬼城”體量沒有北方那么大規模;“鬼城”形成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樓盤的開發商卷款跑了，有的是樓房出了事故或有質量問題，有的是房子的產權有爭議，還有的地區因為經濟發展不好留不住人。

夜晚的“鬼城”漆黑一片，四周只有蟬鳴聲，“二打六”的幾個成員圍坐在一小簇篝火前，聊天喝茶，背后是靜默矗立的聯排高樓。

小區沒有居民，沒有燈火，只有樓房，所有的窗門都空洞黑黢，孤零零的幾個人在鋼筋水泥的森林里顯得無比渺小。

人們把鮮有人居住的爛尾樓小區群、廢棄的新城等叫做“鬼城”，而這樣的場景，是“二打六”藝術小組過去五年來的日常。這個來自廣州的藝術家團隊，已經走訪過全國近六十個“鬼城”。

“既然有房沒人住，那我們就去睡一下吧。”小組成員黃海清說，他大學本科學的是環境藝術，跟建筑、規劃、園林有關，畢業后以畫畫為生，最終還是做了跟“鬼城”相關的作品，“冥冥之中可能是注定的。”

“二打六”成員探查“鬼城”現場。

于是“二打六”這一幫人，帶著帳篷、洗漱品、炊具和被子，走進“鬼城”去生活，也進行藝術創作活動，收集藝術創作需要的素材。“二打六”小組把日常生活移植到“鬼城”，又通過藝術展覽把鬼城拉進都市人群的視野。他們的藝術作品最近正在廣州太古美術館展出。

在尋訪“鬼城”的過程中，“二打六”小組發現，導致鬼城形成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城市規劃出了問題，有的是開發商卷款跑路，還有的是區域經濟衰敗導致人口流失，等等。南北也各有差異，北方的“鬼城”比南方更多、規模更大;當然還有建筑風格不同，有的是江南水鄉婉約風，有的是歐洲羅馬豪華風。他們這幾個南方人，在內蒙古的鄂爾多斯感受到罕見的小雪溫度，也在江西的濕潤荒野飽受蚊蟲叮咬。

“鬼城”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概念，隨著區域經濟變化發展，一些“鬼城”以藝術創意園的形式又被利用起來，還有的因為附近城市的高房價帶動而被動復活，更多的一些“鬼城”，長達一二十年無人居住，至今仍在沉睡。同樣關注農村空心化現象的黃海清認為，空心村也是另一種形式的“鬼城”，只是村落曾經熱鬧過，有過人類生活的痕跡。

尋訪“鬼城”的這幾年，“二打六”的藝術家成員，從剛出學校的青年大學生，邁入了要為房貸、家庭瑣事等頭疼的中年人階段。尋訪的成員也不斷減少，從最初的七個，變成六個，現在僅剩四人。

他們在自由散漫的藝術生活、瑣碎庸常的日常生活之間穿行，但仍然選擇一次次從都市出發，走向那些無人問津、荒蕪邊緣的“鬼城”。

以下是“二打六”團隊的藝術家黃海清的講述：

尋訪“鬼城”

“鬼城”里當然沒有鬼，按有的專家的定義，“鬼城”是指長期居住率在百分之十以下的地區。我們尋訪的過程中，把荒廢了的、沒完成的建筑區域，也包括大規模的爛尾樓群，統稱為“鬼城”。

比如2020年10月，“二打六”小組探訪了位于廣州黃埔區金坑村的澳洲山莊，它被稱為廣州最大的爛尾樓群，荒廢22年，一共有292棟樓。2017年我開車經過這里，遠遠地看到很多廢棄的樓房，但是當時沒進去，那時候還沒有地鐵。2020年10月份我們去了那里做作品，澳洲山莊沒有什么變化，但地鐵已經修過來了。

澳洲山莊是上個世紀90年代的建筑，占地1000多畝，整個山頭都是密密麻麻的樓房，山的另外一邊是一個湖，有山有水，視野開闊，二十多年前這里曾經掀起過銷售熱潮。我從新聞中了解到，后來因為房地產開發商資金鏈斷裂，導致了爛尾以及一系列產權問題，兩千余戶業主，房子完成交付的只有60來戶。

在這個荒廢的、雜草叢生的小區，生活非常不便利，但是仍然有零星的業主在生活，他們定時聚會、維權發聲。上次我們去的時候，碰到一個老阿姨在種菜，簡單聊了幾句。這些業主現在都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二三十年前就買下這里的房子。倒退回那個年代，他們在30歲左右就能買房，也是很厲害的。他們當中有醫護人員、工程師、商人，現在都老了，開發商的老板本人也住在里面。

類似的地方，我們已經走了大約六十個，在這些“鬼城”里，幾乎只有我們自己和寂靜的荒蕪。也會遇到人，但相遇卻很平靜，他們可能以為我們是露營的。有一次我們在廣東清遠的一個“鬼城”過夜，第二天早上起來，剛從帳篷走出來，還沒睡醒，就遇到一個父親帶著他的女兒在里面散步，四目相對，互相平靜地點點頭，也沒說什么。還有一次是在安徽肥西的一個“鬼城”，有一些農民工住在里面，養著雞和狗，他們似乎把那里當作自己的家了。

從廣東出發，全國大江南北的“鬼城”，我們幾乎都去過，發現一些規律。比如南方的“鬼城”體量沒有北方那么大規模;“鬼城”形成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樓盤的開發商卷款跑了，有的是樓房出了事故或有質量問題，有的是房子的產權有爭議，還有的地區因為經濟發展不好留不住人……

一開始我們在網上搜索“鬼城”的信息，后來隨著我們做展覽，越來越多的人主動給我們提供線索和信息。在這些冗雜零碎的線索中，有的“鬼城”雖然已經荒廢一二十年了，但近年來又復活，有一些只是小規模的一兩個爛尾樓。我們需要篩選出符合自己選擇標準的可靠線索，去探尋其中一些“鬼城”。

有時候，我們可能對某一個“鬼城”查了很多資料，在去尋訪的路上，還會再看看周圍別的“鬼城”，總是有意外的發現。比方說從廣州去鄂爾多斯，開車經過西北的時候，在陜西神木看到很多“鬼城”;回廣州的路上，經過江西、安徽，又看到很多“鬼城”。我們就在意外發現的地方住幾天，繼續做作品。

所以行程一般都沒法預估，有時候本來預計5天結束，出去2個月才回來。我們一直在路上或者在“鬼城”里，有的“鬼城”里面沒有電，所以我們需要隔一段時間回到城市里，補充物資，給蓄電池之類的設備充電。設備都很簡陋，拍攝用品、煮飯用的爐、帳篷睡袋、蓄電池、藥品、照明燈等。出于安全考慮，還會帶鋤頭和刀具之類的。

有時候遇到保安不讓我們進去，被罵一下無所謂，但有一次被警察抓到，讓我真正感覺到危險。那次我們超載一個人，遇到警察巡查，我在駕駛座上，警察讓我下車的時候，車門上的電棍突然掉下來了，充滿某種戲劇性。警察變得非常警惕，突然就三四個人圍過來，把車給清空，所有東西搬出來檢查，又在車座后背上找到了鋤頭、刀。

其實這些都沒什么，我最擔心的是設備里面的影像記錄。因為我們已經走了一個多月了，總覺得自己做的事情，好像并不是那么光明正大，甚至觸碰到某些人的利益，怕記錄被看到后被刪掉。

警察把我一個人拉到保衛室去盤問了一個多小時，一直在問電棍怎么來的，幸運的是沒有打開我們的攝像機。這個事情之后，我們都變得警惕，為了避免再次被查車的風險，讓一個成員單獨坐飛機，把所有資料先帶回廣東。

“都是資源的激增和浪費”

我們進去一個“鬼城”之后，會先尋找駐扎地，然后分工：有人記錄，有人搭帳篷，燒水喝茶煮飯吃飯，去做作品，把該拍的一些概況拍下來。

在“鬼城”里有時候我們也會撿到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比如石頭——能夠體現地貌特征，民工沒帶走的鞋子毛巾——能夠展示他們在這里的一段短暫生活，還有建筑材料——記載了“鬼城”以前的狀態。

在灰暗空洞的“鬼城”里，我們也會看到一些有意思的具象。比如上個世紀90年代修樓房最為流行的馬賽克格子瓷磚墻壁，因為房子沒有人住，覆蓋大片霉斑或者雜草，過早地失去了價值。毛坯房里沒有居民，只有水泥地上連成線爬行的熱帶螞蟻，成為這里唯一的居民。

形成什么樣的藝術作品?我們把這些東西都收集到藝術展覽上，經常用到的元素是水泥，因為這是構建一個城市的最基本、最牢固的元素，人們的時間、歲月、記憶都在里面。

有一次展覽開幕的時候，我在現場做了一個行為藝術，我躺在地上，成員們把從“鬼城”撿回來的被子，滲透上水泥，再蓋在我的身上。四個多小時一動不動，我等著水泥凝固，再從里面爬出來，水泥被子已經定型。就等于拿我當建筑，架構了一個城市，但是這個人走了，城空了。

除了“鬼城”這個社會問題，我們也關注過共享單車、空心村，以藝術的行動，讓人們去思考身邊的問題。

幾年前跟丟棄的共享單車有關的藝術，其實和“鬼城”有不謀而合之處。共享單車、“鬼城”，都是某種資源的激增，然后導致了巨大的浪費。當時我們去城市周邊的廢棄水溝，看到丟棄在水溝里的單車都是爛的，車胎癟掉，或者骨架彎掉，面目全非、沒有人要。我們把這些共享單車打撈出來，放到事先準備的停尸袋里，打包好直接運往美術館去展示。

一個袋子裝一輛共享單車，一共撈了好幾百輛。裝到停尸袋里，我們把它變成某種生命的樣子，希望引起人們對資源浪費的重視。

婺源“鬼城”里的“二打六”。

空心村這個項目也是從“鬼城”派生出來的，入住率不足10%可以稱之為“鬼城”，一些空心村也適用。但空心村跟“鬼城”不一樣，它曾經有人住過，曾經輝煌熱鬧過，隨著時代的變遷或者由于某種發展的需要，現在敗落了。

我去“鬼城”的時候，整個人是很開朗的，“鬼城”雖然荒廢了卻很干凈，但是去空心村，讓人覺得很壓抑，村里會有很多以前的痕跡，是被人遺棄掉的感覺。

比如說順德的大汕島有個空心村，被譽為“順德新城中最后的村莊”。村子上頭有個連通河兩岸的超長高架橋，周邊都立起高樓大廈，這個村子就形成了一個低洼的孤島，它到外面的交通很不方便，似乎是時代里面的一個犧牲品。

但我覺得不論是“鬼城”還是空心村，都有可能復活。對于村莊來說，中國人一直存有落葉歸根的觀念，很多農民出去打工幾十年，最后可能還是會回到生長的村落里。而對城市來說，有一些“鬼城”活過來是因為房價，比如廣東靠近深圳的惠州，曾經很多地方死氣沉沉，后來因為深圳的房價太高，很多年輕人在深圳買不起房，就跑到惠州買房，慢慢的惠州有了生氣。還有最近幾年很多藝術類別的創意園興起，以另一種形式為“鬼城”賦予了生命。

通過藝術產生“問題意識”

我們“二打六”小組，最早在2010年就聚在了一起，2015年才正式取名。為什么要取“二打六”這個名字?一是團隊成員都是土生土長的廣東人，想用粵語的詞匯來給小組起名字;二是在當時的藝術圈里，我們和主流有名氣的藝術家相比是十分邊緣化的，借這個方言來嘲諷自己是小人物。

但對此寄予的希望是，我們“二打六”小組的藝術跟這個時代緊密相關，通過藝術的形式，讓更多人知道社會的問題，產生問題意識。

我的父輩是農民，在農村有自己的土地，上個世紀80年代在老家建了房子，一直住到現在，他們自己是沒有買房的概念的。但到了我這一代，我學的是藝術專業，畢業后就天天畫畫、大吃大喝。年輕的時候是過了今天就不考慮明天，也沒有儲蓄的概念，父母他們對我的這種生活很警惕，覺得我需要買一個房子，作為一種寄托和生活依靠，不管是以后結婚，還是沒錢了，有了房子至少能夠生活。

所以我早早買了個房子，現在看來父母有遠見，但現在我有很多上班族的朋友、同學，在房價漲了好多倍的情況下，一輩子至少三十年要供這個房子，甚至還有一些人因為沒有房子結不了婚，或者在“丈母娘的壓力”下和女朋友分手了。

藝術家這個工作雖然能夠保持我們的自由，但是也有一些具體的生活問題。最初我們“二打六”有7個成員，這期間不斷有人因為家庭壓力、生活壓力而離開。2016年工作室搬遷，有一個成員選擇回老家。2018年，工作室又搬了，又有兩個成員離開了廣州。

僅剩的還在路上的四個人，我們每年有半年的時間都在路上。我們沒有時間連續地畫畫，沒有了收入來源，沒錢了，我們就在旅途上也找點活兒干，賺一點小錢，再去做作品。我們做過的工作不計其數，比如去工地上搬搬磚，給人畫一些壁畫、做設計等，又比如上次給加油站做廣告牌等等，生活面前人人平等啊。

這些年在“鬼城”里度過的一個個日子，平靜又孤獨，我們見證著一磚一瓦的緩慢變化，也真切感覺到時間在自己身上的流逝。我們從學生變成了中年，“那把長發，跟隨著發際線往后移，卻都留在了鬼城里”，希望這個作品能夠再久一些，我們要“睡到中國沒有鬼城為止”。(記者/張楠茜)